我把书合上时，窗外的路灯刚好亮起来，纸页间那股淡淡的浆糊味被灯光烘得发烫。四十年，就这样被作者一页页捻开：少年想写小说，青年却进了“材料森林”，中年在“兹通知”“妥否，请批示”里拔不出脚。读到这里，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右手食指——那里有一粒厚茧，是三十年来签字、翻文件、敲键盘留下的“公章”。我忽然明白，原来我和作者隔着纸背，却是并肩的囚徒，又是彼此的放风人。
书里最打动我的，不是他写了多少篇“领导讲话”，而是他退休那天做的第一件事：把办公室最上面一格的“红头文件”全部卖掉，按斤称，换回一摞诗集。那一瞬间，他像把半生官袍脱下来，折成纸船，放进一条叫“现代诗”的河里。他说：“我终究要让句子长出肉，让标点会咳嗽。”读到这里，我眼眶发热——原来我们都可以这样，把被公文磨钝的笔，重新削成一把匕首，或者一枝杏花。
合上书，我翻出自己十年前写了一半的小说草稿，纸已经黄得像我早年的理想。我把它铺在餐桌上，像摊一张旧地图，又找出一本崭新的笔记本——第一页写下一行字：“余生请多指教，诗与小说。”从明天开始，我要给每一首笨拙的现代诗系上鞋带，让它们先跑到公众号、今日头条的广场上，哪怕只能换来零星几声“点赞”的掌声；也要让那本小说继续发芽，哪怕长出的是歪脖子树，也要在自家院角遮一片阴凉。
当然，我仍会买纸质书。电子书再轻便，也捂不热手心；而纸质书在冬夜里会自己长出体温，像此刻我手里的这本《我的读写四十年》——它把作者四十年的体温传给我，我又把它按在胸口，像按一颗刚刚复苏的心脏。纸的温度，就是人还愿意与字相亲的体温。
写到这里，夜已深，我把书插回书架，听见纸页轻轻“咔哒”一声，像关上一扇小门。我知道，门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条暗巷——巷口挂着褪色的招牌：
“小说与诗，仍在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