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主编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新文学活动家和杂文作家，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日记》是研究钱玄同的重要史料，2002年5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钱玄同日记》手稿影印本，但此稿本字迹潦草、漫漶，不易辨识。自杨天石花费二十多年时间主编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于2014年8月出版以来，学界对此日记整理本的文献价值更加重视，研究者们纷纷专注于从中获取实证性史料，挖掘钱玄同与同时代文人的互动史实。然而作为近现代私人日记的一种，如若仅仅将这些文字视作历史材料，无疑是在压抑钱玄同诉诸笔端的率性和本真，忽视蕴含其中的文学追求。《钱玄同日记》不仅仅是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更是承载着日记作者生命体验与思想表达的文学书写。
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钱玄同东渡日本之初，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钱玄同逝世仅三天，时间前后长达34年，除1911年全年缺失以外，其余每年都有记载。自幼接受了系统的经学教育，在五四时期力倡白话文运动并贡献了许多白话文章佳作的钱玄同，个人日记可以说是他锻炼文章写作能力的秘密阵地，他在日记里谈到，“借了写日记我练习作文”，“不做那枯燥无味的记账式的文章，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仅是文章，而且是文学’”。钱玄同自我提炼了较为理想的日记写作标准，那就是让日记文字“不仅是文章，而且是文学”，反映出钱氏吸纳传统中国“文”之观念，尊重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发挥日记记录人生、再现日常所见所感的作用。
随感录式日记显文章雏形
翻阅钱玄同日记，可以发现其中保留了诸多文字训练的痕迹，私人领域的日记是他文章写作的初始稿本，能够与其公开发表的白话文章形成互文参照。大致说来，钱玄同的日记文章包含随感录式、讲义式和笔记式三种类型。其中，随感录式日记书写与其五四时期、《语丝》时期的文章创作彼此相通，可以说钱玄同所取得的杂文艺术成就与他日常随感录式日记写作训练最为息息相关。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钱玄同，思想由复古一变而为反复古，推崇白话文，积极响应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他认为：“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事实上，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之前，他的日记早已进入了“随感录”的写作状态，跳脱出传统古文的体式，以一种不假修饰的态度纵意畅言自己的新文学主张。那些通过《新青年》的传播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激进观点其实是他在日记中反复书写酝酿的内容，随感录式日记文章的文字风格尤显激切而峻急。
如他主张应用文改革之文《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源于他1917年1月1日日记中的想法雏形——“其实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至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今日欲图改良。”他发表的文章《〈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提倡行文左行横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17年1月6日、7日的日记就曾写道，“拟自此学期起，新编者悉改横行，其上学期之旧者，当以暇日由我自己重行写印，改从横式，以期前后一律”，“问号之‘？’、叹号之‘！’、略号之‘……’，此类皆宜采用。”
鲁迅曾这样称赞钱玄同文章的风格特点：“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
讲义式日记见说理功底
随感录式日记自然是《钱玄同日记》的主体，讲义式日记和笔记式日记则穿插其中，相互调和。讲义式日记是钱玄同根据任教学校课程要求和个人经验编写的讲义文本草稿，突出特点是“分章节立标目”“结构清晰”。
钱玄同一度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孔德学校执教，讲授音韵学、文字学、说文等课程。钱氏常常述而不作，讲义式日记能够见出他平日探索文字音韵学积淀的深厚功底，也是他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1927年9月15日，他用朴素平实的文字配上栩栩如生的图画解释“凤”字在甲骨文、钟鼎文、金文、隶书中形体、字义的流变；1927年9月24日“灯下定古韵之目，段氏平上入三声之说甚是，故共廿八部之外，尚须分出五部，上声为卅三部”，紧接着排列古韵各个层目；1930年11月23日记录《国音常用字汇》汇编的进度，声明自己加入《国语大辞典》工作，是为了纠正近年来坊间新出的大小字典出现的谬误；1935年9月15日整理家中杂志，以“孔子生之年月日”为主问题，检阅《辅仁学志》《史记》《左氏传》《中国报学史》《强学报》等杂志的说法，详细考据各种说法的正误；1937年12月11日至23日，分不同章节记述古今字音的差异，用白话文字考证古纽音与国音。这类讲义式日记常常因为其晦涩的音韵学知识而被文学研究者忽视，其实借助大文学视野，能够读解出钱玄同日记文章说理论证的精深，感受其旁征博引、层层推理的意趣。
笔记式日记凝摘录文思
笔记式日记谈论的内容颇杂，或介绍购入的书籍，或阐发阅读书籍后的看法，或抄录隽语趣事，或概评他人文章等等。篇幅适中，短的只有五六十字，长的也不到一两千字。如1923年4月1日的日记里，钱玄同汲取王守仁、黄宗羲、颜元、费密、章学诚、宋衡等人著作的营养，同时以追问的方式问“今之君子”，其实是扪心自问，表明自身关注社会变化，注重事功的决心。
钱玄同的笔记式日记文章大多注重从阅读和摘抄的过程中收获新的见解，同时他在选取需要记录的书目和摘抄的材料之时就已经将他的意见和情感注入其中，所以笔记式日记书写同样是他进行文字训练的重要类型。诸多笔记式日记从细微处着眼，凝结着钱玄同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独特思考，涌动着他思想表达的生命智慧，折射出他借写作日记与发表文章的互动方式来介入现实、书写社会人生的自性和活力。
钱玄同在日记中谈到，“我以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至少总有做一篇写实小说之价值，故日记实在是极有用的东西。”他用不同类型的日记文章记录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连接传统中国的“文”和现代文章，再现日常所见所感。
钱玄同一生中留下的文字以杂文、日记、书信为主要文体样式，偶有友朋间的赋诗唱和，几乎没有从事过白话小说和戏剧文学创作，生前也没能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因此，在钱玄同留给世人相对有限的文字遗产面前，相较于他的杂文和书信，钱玄同的日记无疑更能呈现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不断精进的过程，因为它是文献性与文学性相互交融的存在。它更能为我们还原历史时空中未经包裹的钱玄同形象，也更能让我们紧贴着钱玄同，感受其情之所发，品悟流淌在日记文字里超越历史时空的文学性。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刘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