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戡
“病为人生最苦之事，狱中患病更为苦中之苦，以此视之，岂能谓一死非幸也。”这是周佛海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时间是1947年9月14日。落笔时，周佛海已从汪精卫集团高层的云端，坠落为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服刑犯。半年前，国民政府将周佛海从死刑特赦为无期徒刑，剩下的日子活一天赚一天，但是健康状况如斯，已经生不如死了。半年后，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发，死于狱中，时年51岁。
出生于1897年的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曾以日本留学生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回国后，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教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在同年9月登报声明退出中共，从此便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
周佛海被认为是汪伪集团第三号人物，但多年来与汪精卫的关系难称深厚。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佛海选择逃到南京支持蒋介石，而非留在武汉支持汪精卫。此后，他历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及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等职，并在国民党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周佛海如何与汪精卫走到一起？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1937年1月12日，周佛海到香港迎接从欧洲归来的汪精卫，众人一起“谈国际政情及吾国今后出路等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一小时”，是两人再度会面的开始。此后半年间，周佛海每周有两三天前往当时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履行教育厅厅长的公务，其他日子留在南京，或是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或是陪太太杨淑慧逛街、看电影，每天往来对象一一记入日记，但完全不见与汪精卫的交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三天后，周佛海与汪精卫有了第一次私人往来，当天的各界人士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与汪先生及（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谈北方情形”。这几个人，正是日后汪精卫集团投日的核心。
抗战爆发之初，军政商学各界人士经常往来南京，不少旧友在南京市区西流湾8号周佛海宅邸暂住，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沙龙。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罗君强、江苏省第10区行政督察专员梅思平等官员，以及南下参加国防参议会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陶希圣都是此中常客。这些人对战局形成“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观点，主张积极和谈，尽快结束战争。胡适感到这里的氛围与高呼抗战的外界截然不同，便戏谑式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
这群“低调人士”最初希望通过汪精卫来劝说蒋介石和谈。8 月20 日，周佛海写下众人商定的和谈目标，“咸以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希其先与汪先生一谈，再向蒋先生进言；如蒋先生不反对，即由渠赴沪与川越接洽。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8月30日，周佛海“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汪允向蒋先生力言”。但是第二天，“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
年轻时的汪精卫
蒋介石拒绝了和谈的建议，汪精卫对此却颇感兴趣，高宗武、陶希圣跃跃欲试，周佛海则是背后推手。随着局势的变化，低调俱乐部中人观念也在变化，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他不讳言自己参加过推动对日和谈的活动，在给蒋廷黻的信中写道“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希圣、宗武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与胡适不同，周佛海坚持认为“抗战到底就是抗战到亡”，越来越悲观，甚至认为“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11月17日），似乎亡国灭种就在眼前。12月11日，他听闻德国外交调解失败，更是感叹“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撤离南京之后，低调俱乐部在无形中解散，但周佛海与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活动，却在更加积极地进行，而且颇有进展。12月27日，周佛海记下了1937年最后一条日记，正是“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