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里的白兰地
1984年，我爱上大我12岁的寡妇，每晚偷偷去她家地窖约会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踏进宋晚秋家地窖的那个夜晚。槐树花的甜腻香气从院墙外翻涌进来，混杂着泥土和陈年木料的潮湿气息。她提着煤油灯走在前面，光晕把她纤细的腰身剪成一道温柔的弧线，脚步声在木台阶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某种隐秘的暗语。（欢迎来到旺来故事馆聆听故事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谢谢）
“小心头顶。”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槐花蜜般的黏稠，“横梁矮。”
我弯下腰，肩膀几乎擦着粗糙的木头过去。空气里有股霉味，但很快就被另一种味道覆盖了——白兰地，橡木桶，还有她身上淡淡的胰子香。煤油灯搁在墙角一只倒扣的陶缸上，火苗跳了跳，整个地窖便从黑暗里浮出来。几十只大大小小的酒坛子靠墙码着，有的蒙着红布，有的用蜡封了口，最大的那只足有半人高，在昏黄的光里像尊沉默的神像。
“我男人活着的时候存的。”她蹲下身，手指抚过那只大坛子的边缘，“他说等女儿出嫁那天再开，谁知道……”她没有说完，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在地窖的阴影里显得又薄又脆，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看着结实，一踩就碎。
我是镇上中学新来的语文老师，二十出头，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和用不掉的理想。宋晚秋三十三岁，寡妇，带着个七岁的女儿住在学校后面的老宅里。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校门口的小卖部，她来买盐，辫子松松地垂在胸前，碎花衬衫的领口洗得发白，袖口卷到小臂中间，露出的一截手腕细得像瓷。她付钱的时候数硬币，一分两分地数，指甲剪得很短，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微微凸起。
“宋老师，您家那棵槐树该修枝了，前两天下雨断了根杈子，差点砸着我屋顶。”卖货的老周头冲她喊。
她应了一声，声音不高不低：“知道了，明儿就找人。”
我站在旁边买红墨水，听见老周头又补了句：“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有事说话。”
她把盐揣进兜里，冲老周头点点头，转身走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了那股胰子香，淡淡的，像夏天傍晚河边飘来的水草味。我攥着那瓶红墨水站在小卖部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槐树荫里，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碰了一下，说不清是什么，只是那天下午的课我讲得前言不搭后语，学生们面面相觑，以为我中了暑。
真正认识她是因为一场雨。六月末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我骑自行车从镇上回来，半路被浇了个透。路过她家门口，正看见她抱着女儿在廊下收晾着的被单，雨点子砸在青石板上腾起白蒙蒙的水雾。她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冲我招手：“进来躲躲。”
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钻进她家的门廊。雨顺着屋檐淌下来，在她脚边汇成一道道细流。她递给我一条干毛巾，毛巾上也是胰子香。“你是中学新来的老师吧？”她问，“教语文的？”
我点头，拿毛巾擦头发，擦完才发现毛巾被她洗得发硬，边上起了毛球，但干净得像新的一样。
“我姓宋，就住隔壁。”她指了指院子后面，“以后下雨没带伞，过来躲躲就行。”
她女儿躲在门后面，露出半张脸偷看我，眼睛黑葡萄似的。宋晚秋回头冲女儿笑笑：“叫叔叔。”
小女孩蚊子似的哼了声“叔叔”，又缩回去了。
那场雨下了整整一个钟头。我坐在她家堂屋的竹椅上，看着雨水在院子里积成小水洼，又看着水洼被后续的雨点子砸碎。她给我倒了碗凉茶，碗沿有个小缺口，正好对着我的嘴唇。我喝的时候刻意避开了那个缺口，抬头看见她正在缝一件小衣服，针脚密密的，头低着，后颈有一小块皮肤被汗濡湿了，亮晶晶的。
雨停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起身告辞，她送到门口，忽然说了句：“以后傍晚要是没事，可以来坐坐。”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是看我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可怜，也许只是出于礼貌。但我当真了。第二天傍晚我就去了，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说自己正在备课。她没说什么，给我倒了茶，继续做她的针线。女儿在院子里追萤火虫，笑声隔着窗子传进来，软软的，像棉花糖。
就这么坐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时候我带书去看，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那里看她缝衣服、择菜、给女儿梳头。她话不多，但每句都妥帖。有一次我念了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她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晃了晃，像深井里投了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又慢慢归于平静。
“这句好。”她只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月光白晃晃的，照在墙上我贴的鲁迅画像上，老先生冷着脸看我，仿佛在谴责什么。我翻了个身，心里滚烫滚烫的，像揣了只刚出炉的烤红薯。
我想我爱上她了。这念头让我害怕又兴奋。她大我十二岁，是个寡妇，还有个孩子。我父母在省城，要是知道我在乡镇中学教书教出这么档子事，非得气疯不可。可这些道理在夜里统统不管用，我想她坐在灯下的侧影，想她递毛巾时指尖不经意碰到我手背的那一下，想她后颈上那块被汗濡湿的皮肤。想得浑身发烫，起来灌了两瓢凉水才压下去。
真正捅破那层窗户纸是在七月中旬。那天傍晚我去她家，发现她在哭。女儿送到外婆家去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槐树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手里攥着封信，眼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淌，淌到下巴尖上，又滴在信封上，洇开一小团墨蓝。
“怎么了？”我慌了神，蹲在她面前。
她摇摇头，把信递给我。是镇上的通知，说她家的宅基地要重新规划，房子可能得拆。那是她男人留给她的唯一产业，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信上冷冰冰的公文措辞，说会给予相应补偿，但补偿多少、什么时候给，一个字没提。
“我没地方去了。”她说，声音抖得像风里的树叶，“带着个孩子，能去哪儿呢？”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指节上还有刚才择菜留下的青草汁印子。她没抽回去，只是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眼神慢慢稳定下来，像风雨里的船终于抛下了锚。
“晚秋。”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我……”
她忽然凑过来，嘴唇贴上了我的。带着眼泪的咸味和凉茶的苦味，柔软得像花瓣，又坚定得像铁。我整个人僵在那里，脑子里轰轰的，像有一列火车从耳朵里开过去。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她搂在怀里了，搂得那么紧，仿佛一松手她就会碎掉。
那天晚上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她拉我下了地窖。
地窖是她最后的安全感。她说男人走后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冷，她抱着女儿缩在床上，听北风在房顶上呜呜地叫，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敲门。后来她开始每天下地窖待一会儿，那些酒坛子沉默地陪着她，像一群不会说话的家人。再后来就习惯了，有什么心事就躲到地窖里来，蹲在最大的那只酒坛子旁边，一蹲就是半宿。
“这里没人找得到我。”她划亮火柴，点燃煤油灯，“也听不见外头那些闲话。”
我坐在她旁边，背靠着凉丝丝的土墙。地窖里的空气闷闷的，但奇怪的是我不觉得难受。她在灯下侧过脸看我，煤油灯的光把她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脸颊上，像两把小扇子。
“你会后悔的。”她说。
“不会。”
“我比你大那么多。”
“我乐意。”
“还有个拖油瓶。”
“我喜欢孩子。”
她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这次没出声，只是眼泪一串一串地掉，掉在衣襟上，掉在我手背上。我拿袖子给她擦，袖口很快就湿了一片。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带着槐花的味道。
从那天起，我每晚都去她家。白天照常上课，在讲台上讲《荷塘月色》或者《背影》，讲得一本正经，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老师心里揣着多大的秘密。等下了晚自习，校园里静下来，我就溜出去，穿过那条长满狗尾巴草的小路，到她家院墙外，轻轻敲三下后门。
她给我留门。门轴上了油，开的时候悄无声息。我闪身进去，她已经在堂屋等着了，手里提着一盏罩了黑布的小灯。我们一前一后下地窖，脚步声轻得像猫。有时候她女儿在家，睡着以后雷打不动，但我们都格外小心，连呼吸都压着。
地窖里夏天凉快冬天暖和，像个与世隔绝的茧。我们在里面说话，说从前说以后，说她男人活着时候的样子，说我小时候在省城爬树掏鸟窝。她笑点很低，随便讲件什么事都能笑得肩膀发抖，但又不敢出声，只好捂着嘴闷闷地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有一次她带下来半瓶白兰地，是从大坛子里分出来的。我们一人一口对着瓶子喝，酒辣嗓子，但后味甜丝丝的。她喝了酒脸就红，耳垂红得透亮，像石榴籽。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她躲了一下，又没躲开，就让我摸了。她的耳垂软软的，凉凉的，我的手指烫得像烧红的铁。
“你手真热。”她小声说。
“心里更热。”我说。
她不说话了，靠过来，把脸埋在我胸口。我能感觉到她睫毛的颤动，一下一下，扫在我的皮肤上。地窖里安静极了，只有头顶木板缝里漏下来的一线月光，细细的，白白的，正好落在她头发上。
那种日子像偷来的。每一分钟都带着心跳加速的刺激和随时会被发现的恐惧，混合成一种甜得发苦的滋味。我想过带她走，但走到哪里去？我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存了半年才攒了两百多。她更穷，男人生病时欠的债刚还清，房子又面临着被拆。我们像两只困在琥珀里的虫子，看着透明，其实动弹不得。
转折来得毫无预兆。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照例去她家，却发现后门锁了。我敲了三下，没动静。又敲了三下，还是没动静。心里咯噔一下，绕到前面，看见她堂屋的灯亮着，窗帘上印着两个人影。
男的那个高高瘦瘦，我认识，是镇上的民政干事刘长河，四十来岁，死了老婆，一直在托人做媒。
我站在墙根的阴影里，听见刘长河的声音隔着窗子传出来：“晚秋，你一个人扛着太累了。房子的事我跟上头说了，能拖一阵，但拖不了一世。你要是愿意，咱俩搭个伙，我好歹有个一官半职，说话比你好使。”
然后是宋晚秋的声音，轻轻淡淡的：“刘干事，我谢谢您的好意。房子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你一个女人能想什么办法？”刘长河的声音拔高了，“别犟了，我知道你脸皮薄，可脸皮能当饭吃？小丫头秋天就上小学了，学费你凑齐了？我听说你还想送她去县里念书，那得多少钱？”
窗子里的影子动了动，宋晚秋站起来，背对着光，轮廓单薄得像张纸。她说：“我会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刘长河也站了起来，“要么这样，你把后院那几棵树砍了卖，我帮你找个好买家。剩下的缺口，我先垫着，你什么时候宽裕了什么时候还。”
“不用了。”她的声音终于有了点起伏，“刘干事，太晚了，您请回吧。”
窗帘上的影子僵了一会儿，刘长河悻悻地往门口走。我赶紧躲进更深的阴影里，看着门开了，刘长河出来，在院子里站了站，回头又说了句什么，听不清。宋晚秋没应声，直接把门关上了。
灯灭了。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腿都麻了。晚风从槐树叶子里穿过来，带着秋天将至的凉意。我突然觉得自己窝囊得要命，喜欢一个女人，却连她的房子都保不住，连她女儿上学的学费都掏不起。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得厉害。
第二天我找她，她不肯开地窖的门。我坐在她家堂屋里，小丫头在旁边玩布娃娃，她低头缝一件秋衣，针脚还是那么密，但手有点抖。
“刘长河昨天来了。”我说。
“嗯。”
“他说的那些……”
“你别管。”她打断我，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圈是红的，“我的事我自己扛。”
“什么叫你的事？”我压着声音，小丫头抬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玩娃娃。“晚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能扛什么？”她的声音忽然尖了，又猛地压下去，变成一种压碎的哭腔，“你才二十二，你连自己都还没立住。我不想拖累你，你明白吗？”
针扎了她的手，一颗血珠子冒出来，红艳艳的。她看着那颗血珠子发呆，半天没动。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把手指放到嘴里吮了一下，血腥味淡淡的，混着她皮肤上胰子的味道。
她终于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串一串地掉。小丫头看见妈妈哭，也跟着咧开嘴，宋晚秋赶紧把女儿搂过来，三个人挤在一把竹椅上，像一窝受了惊的雀。
那天晚上我们又下了地窖。她坐在酒坛子旁边，抱着膝盖，脸埋在手臂里。我坐在她对面，煤油灯搁在中间，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我们之间的空气烧得又热又闷。
“我本来想断了。”她闷闷地说，“昨天刘长河走了以后，我想了一宿。你那么好，那么年轻，不该被我拴在这么个地方。你应该回省城去，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过正经日子。”
“什么算正经日子？”我笑了，“每天上班下班，生个孩子，然后一辈子就那样了？”
“那样有什么不好？”她抬起头，脸上还有泪痕，“安稳。”
“可我不想要那样的安稳。”我伸手过去，把她黏在脸上的头发拨开，“我想要你。”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一锅煮糊了的粥。有感动，有愧疚，有恐惧，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认命。
“你父母不会同意的。”她说。
“我父母在省城，管不着我。”
“你那些同事呢？学生呢？镇上的人呢？”她一样一样数，“他们会说你闲话，说你被一个老寡妇迷了心窍。你的工作会受影响，你的前程——”
“去他妈的前程。”我说。
她愣了。大概从没听我说过脏话。然后她笑了，笑得眼泪又流出来，一边笑一边拿手背擦眼睛。“你这个傻子，”她说，“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我凑过去亲她，她没躲。煤油灯的光晕里，她的嘴唇是温热的，带着眼泪的咸。地窖的土墙把外面的世界隔得远远的，在这个下沉的洞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两具滚烫的身体，和那些沉默的酒坛子。
但问题还在。房子的事像把悬在头顶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九月初，正式通知到了，说十月底之前要腾空。宋晚秋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半夜去地窖见她，她靠在坛子边打盹，眼睛底下两团青黑，像被人揍了两拳。
“要不……”我犹豫了很久，“我跟我家里借点钱，在镇上另买个地方？”
“你父母会问这钱干什么用的。”
“就说我要成家。”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然后呢？你带我和丫丫回去见他们？他们看见我这么大岁数还带个孩子，会怎么想？”
我被问住了。是啊，会怎么想？我父亲是个退休干部，一辈子要面子；我母亲是小学教师，最看重体统。他们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乡下跟个寡妇搅在一起，怕是会直接杀过来把我绑回去。
“你走吧。”宋晚秋忽然说。
“什么？”
“你走吧。”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平得像水，“以后别来了。”
“晚秋！”
“我说真的。”她站起来，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发抖，“我想清楚了。你该有你的前程，我该过我的日子。咱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硬凑在一起，谁都不好过。”
“你看着我。”我站起来，扳她的肩膀。她不肯转过来，我就硬扳。她的脸在煤油灯下惨白惨白的，嘴唇咬出了血印子，眼睛红肿得像桃子。
“你心里有我对不对？”我问。
她不说话。
“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别的都是狗屁。”
“房子不是狗屁。”她终于崩溃了，哭着喊出来，“钱不是狗屁！孩子不是狗屁！你父母的脸面不是狗屁！你让我怎么拿这些狗屁去换一个你？”
她蹲下去，抱着头，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我站在她面前，手脚冰凉，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她说得对，她说得都对。可另一个声音也在说：不能放手，一放手就什么都没了。
那天晚上我在地窖里坐到天亮。她哭累了趴在我腿上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我摸着她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摸，从发根到发梢。她的头发有点干，分叉，但在我手心里像最好的丝绸。窗外天光从木板缝里透进来，先是灰的，再是白的，最后变成亮的。我听见公鸡叫，听见她女儿在楼上喊妈妈，听见这个平凡的世界照常醒来。
而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中午，我回了趟省城。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在车上想了一路说辞。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阳台浇花，看见我回来喜出望外，张罗着要包饺子。我爸在客厅看报纸，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沿看我，说了句“瘦了”。
我坐在饭桌上，看着满桌子的菜，筷子拿起来又放下。我妈问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不顺心。我深吸一口气，说：“妈，爸，我有对象了。”
他们同时抬头看我。我妈眼睛亮了，我爸放下了报纸。
“谁家的姑娘？在哪儿工作？多大年纪？”
我把碗里的饺子一个个数过去，数到第七个的时候说：“她叫宋晚秋，住在镇上。今年三十三，有个七岁的女儿。”
空气安静了。我妈的笑容僵在脸上，像一幅画被人突然泼了墨水。我爸慢慢摘掉老花镜，折好，搁在桌上。他的动作很慢很慢，慢得让人心慌。
“你说什么？”我爸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我喜欢她，想跟她结婚。”
我妈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啪的一声。然后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你疯了，”她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抬起头，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很清楚。”
接下来的半小时像一场噩梦。我妈哭了，我爸拍了桌子，我姐姐闻讯从隔壁赶过来加入了劝说的阵营。他们轮番上阵，讲道理摆事实，从门当户对讲到社会舆论，从我的工作前途讲到家族颜面。我坐在那里听着，把碗里凉掉的饺子一个一个吃下去，吃完了一整盘。
最后我站起来，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回来是知会你们一声，不是征求你们的同意。”
我爸指着门口让我滚。我滚了。出门的时候我妈追到楼道里，抓着我的胳膊说：“儿啊，你糊涂啊，她会害了你的！”我掰开她的手，她的指甲在我手腕上划了道红印子，火烧火燎地疼。
回镇上的汽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地和村庄，心里空荡荡的。我做对了吗？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就这么放弃了，我会后悔一辈子。
可等我回到镇上，迎接我的却是另一盆冷水。
宋晚秋不见了。
房子还在，门锁着。邻居说她带着女儿去了隔壁县的姐姐家，走得很急，什么都没带。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翻墙进去，堂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桌上有张字条，她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
“别找我了。好好过你的日子。忘了我。”
我攥着那张字条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槐树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肩膀上，落在头发上，落在脚边。我想起她坐在廊下缝衣服的样子，想起她在地窖里闷闷的笑声，想起她嘴唇上眼泪的咸味。秋天的风从院墙外灌进来，冷飕飕的，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把字条叠好揣进兜里，转身去了地窖。
地窖的门没锁。我掀开木板，摸着黑下去，在墙角的陶缸上摸到了那盏煤油灯。火柴还在旁边，我划了一根，火苗窜起来，照亮了半个地窖。
还是那些酒坛子，还是那股霉味和白兰地的香气。最大的那只坛子还在老地方，红布蒙着口，边上压了块石头。我走过去，看见石头底下压着个信封。
打开来，里面是一小叠钱，票子新旧不一，最大面额是十块的，最小的是毛票，总共数了数，一百七十三块六毛。信封背面写着一行字：“给丫丫念书用。你帮我存着。”
我蹲在酒坛子旁边，蹲了很久。煤油灯烧干了，火苗跳了跳灭了，地窖陷入彻底的黑暗。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重，急促，带着鼻音——我哭了。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窝在一个寡妇的地窖里哭得稀里哗啦，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我把那叠钱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票子边角硌着掌心，生疼。
接下来半个月，我像丢了魂一样。白天上课对着黑板能发呆半节课，学生喊“老师老师”我才回过神来。晚上下了晚自习就在镇上乱逛，逛到宋晚秋家门口，站一会儿，又逛回去。刘长河来找过我一次，话里话外试探我跟宋晚秋的关系，我没理他。他临走说了句“小伙子别犯糊涂”，我差点一拳揍上去。
到了九月下旬，我决定去隔壁县找她。不知道她姐姐家具体在哪儿，但镇上有人认识，七拐八拐问到了地址。请了两天假，坐了三个小时的拖拉机加一个小时的牛车，终于到了那个叫柳河村的地方。
她姐姐家是个土坯房，院子里的枣树结满了青枣，还没红。我站在篱笆外面，看见丫丫在院子里追鸡，笑得咯咯的。宋晚秋从屋里出来端了盆水，晒衣裳。
她瘦了，颧骨都显出来了。头发随便挽了个髻，碎发散在耳边。衣裳还是那件碎花的，袖口的毛边更大了。她弯腰晾衣裳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凸出来，像一串念珠。
“晚秋。”我喊。
她手里的衣裳掉在盆里，水溅了一身。她转过头，看见我，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丫丫先反应过来，跑过来隔着篱笆喊“叔叔叔叔”，小手从缝隙里伸出来抓我的手指。
她姐姐从屋里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她，叹了口气，把丫丫抱进去了。
院子里只剩我们两个人，隔着道矮篱笆，她站在晾衣绳旁边，我站在土路上。风吹过来，把她的碎发吹到脸上，她没去拨，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有太多东西，像一口涌着泉水的井，满得快要溢出来。
“你来了。”她说。声音哑哑的，像感冒了。
“我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回家。”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眼泪先下来了，无声无息地淌，跟那天在地窖里一样。她用手背去擦，擦不完，索性不擦了，任眼泪流着。
“你家里……”
“我家里不同意。”我说，“但我同意。我自己同意就够了。”
“你想好了？不后悔？”
“我从来没这么确定过一件事。”
她从篱笆那边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十根手指在篱笆的缝隙里扣在一起。她的手粗糙干燥，指甲缝里还有泥，手心却烫得吓人。我们就这样隔着篱笆牵着手站着，风把枣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青枣子落下来几颗，滚在脚边。
她姐姐在屋里喊：“进来吃饭吧，站在外头像什么话。”
那天晚上我住在她姐姐家，跟丫丫睡一铺炕。小丫头睡着了还攥着我的手指头，口水流了我一手背。我侧躺着看窗外的月亮，想起地窖里那一线月光，想起她靠在我胸口时睫毛的颤动，想起那封字条上歪歪扭扭的字。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回镇上。她姐姐送到村口，拉着她的手说了半天话，大意是“你自己拿定了主意就行，别管别人怎么说”。宋晚秋点头，眼圈又红了。丫丫坐在我肩膀上，揪着我的头发喊“驾驾驾”，把一早上凝重的气氛搅得稀碎。
回程的拖拉机上，她靠在我肩膀上，风把她的头发吹到我脸上，又痒又香。我搂着她的腰，她没躲，只是把脸埋在我脖子里，声音闷闷的：“回去以后怎么办？”
“先解决房子的事。”我说，“我攒了点钱，加上你留的那份，再看看能不能借点。刘长河不是说要买你的树吗，实在不行就卖几棵。”
“那是你给我的学费钱。”她抬头看我。
“给丫丫交学费是正经，房子也是正经。钱再挣就有了。”
她不说话了，重新靠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在土路上颠来颠去，丫丫已经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口水再次糊了我的后脖子。我想笑又想哭，最后什么都没做，只是搂紧了她们。
回到镇上，流言蜚语果然来了。镇上就这么大，什么事都藏不住。我去她家搬东西帮她收拾的时候，路过的人指指点点，有老太太撇嘴，有年轻人吹口哨。学校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教导主任找我谈话，委婉地劝我“注意影响”。
我听着，该上课上课，该改作业改作业。晚上下了晚自习照样去她家，帮她把地窖里的酒坛子一坛一坛搬出来。刘长河真来买了后院那几棵槐树，价钱给得公道，宋晚秋收了钱，转头交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
“这算我们一起的了。”她说。
“早就是了。”我说。
十月底，房子还是拆了。镇上的规划改不了，我们领了一笔补偿款，钱不多，但加上我们凑的，足够在镇子边上租个两间房的小院子。搬家那天是个阴天，风很大，把院子里的落叶吹得满地跑。宋晚秋抱着最后一只酒坛子不肯撒手，就是那只最大的、她男人说等女儿出嫁才开的坛子。
“带上吧。”我说，“丫丫出嫁的时候咱们真开了它。”
她看我一眼，笑了。那个笑跟之前不一样，不再是脆的、薄的、一踩就碎的了。它沉甸甸的，稳稳的，像那只酒坛子一样扎扎实实地落在地上。
新家有个半地下室，虽然不如原来的地窖深，但收拾收拾也能用。我们把那只大坛子搬下去，靠墙放着。她蹲在坛子边摸了摸，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我说：“晚上下来坐？”
“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家的地下室里，煤油灯还是那盏旧的，火苗还是那么一跳一跳的。她靠在我肩膀上，我搂着她的腰，丫丫在上面睡着了，整个小院安安静静的。
“后悔吗？”她问。
“不后悔。”我说。
她笑了一声，很轻。“傻子。”
“傻就傻吧。”我把她搂紧了一点，“反正这辈子就傻这一回了。”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些。地下室里弥漫着新土的腥气和旧酒坛子的陈香，还有她身上那股熟悉的胰子味。我想起第一次跟她下地窖的那个晚上，想起她提着煤油灯走在前面时腰身的弧度，想起她说“小心头顶”时压低了的声音。
那时候我以为地窖是个牢笼，把我们都困在里面。后来才明白，地窖是个庇护所，是我们在外面世界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可以躲回来的地方。它不大，不亮堂，甚至有点憋闷，但它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
外头的风大了，吹得窗棂呜呜响。我低头亲了亲她的头发，她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十指交扣，掌心贴着掌心。
日子还长着呢。我想。慢慢过吧。（本文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