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武则天当朝时期的一个朝会，气氛有些紧张。御史中丞宋璟弹劾张宗昌、张易之兄弟谋反。二张兄弟深得武则天的喜爱，一直陪侍了八年之久，这期间屡次的加官进爵，二人一度权倾朝野，就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
一听到弹劾皇上身边的“贵人”，众官员顿时装懵，不敢说话。这时，角落里传出一个尖锐的声音：“老宋说的关系到社稷大业，陛下理应听取。”这个瘦小的老头其貌不扬，眉宇间却有一股正气。他叫李邕，当时只是个八品谏官。众人惊异此人大胆之举，而武则天见有人附和，方准了宋的奏。
李邕是个行书碑文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李后主称赞“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他做官亦如自己书法一样硬朗耿介，可惜最后为中书令李林甫构陷，含冤杖死。
当时，因为李邕擅写碑文，朝中的名门世族和各地寺观，都争着以优厚的报酬请他撰写，以至于当时的人都一致认为，自古以来卖文获利者，没有谁能比得过李邕。
对于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书法无疑是一项必备技能，尤其当唐太宗李世民设立书学，建立以书取仕制度之后，在朝为官的文人大多都对书法略知一二，一部中国书法史几乎就是一部官员书法史。而这其中，书艺精湛且清正廉洁的颜真卿、柳公权、黄道周……等名字更是熠熠生辉，在黑与白、虚与实的对立中，他们用书法和品行挥洒出了自己的人格高度。
这些古代书法家，为何成了清官廉吏？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大都“不差钱”。韩愈也不遑多让，刘禹锡说他“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其“吸金”能力可见一斑。柳公权也业务广泛，成了唐朝中期最大的书法作品供应商。如果朝中有大臣死了，碑文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外人就会认为是这家的子孙不孝，舍不得花钱;凡有外番小国的使臣前来长安进贡，都会另携带有不少托买柳书的钱，要不然就会有被人说没文化的危险。如此一来，书法家们的“财源”自然绵延不绝。
门风家训的薪火相传也是其为官廉洁的内因。他们骨子里濡染浸润的，不仅有士大夫情怀的千载继承，也有家族的道德传承。赫赫有名的书法大家黄道周，三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后，老乡送来一块珍贵砚台，他吩咐仆人日夜不停，追了千里也要把砚台送还。
之后，黄道周奉命主持乡试，许多权贵人家或亲自出马或派人拜访，试图以巨款买通人情，他硬是不为所动。颜真卿为官近五十年，两袖清风，即使穷得叮当响也没生过以权谋私的念头。
唐朝书法家、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上任时就遇上荒年，为节约粮食，他一县尉饿起了肚子，每顿饭不超过一碗，直到收成变好才恢复正常饭量……清廉、公正、刚毅，正是家族历代传承不衰的优秀文化，在他们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书法家们的廉洁品行，不仅有家族的道德传承，更关乎个人的德行修养。从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从文字内容到笔墨线条，无不弥漫着一种鲜活的生命气息，体现着他们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他们的书法作品和他们的学识修养、人格魅力融为一体，光芒四射，百代流芳。所谓“颜筋柳骨”，不仅指颜柳的书法，更代表着他们的铮铮铁骨，和做人、做官的态度。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亦是一例。说是有一年，郑板桥偶遇一名自称“糊涂老人”的老儒，两人交谈十分投契。郑板桥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后来，郑板桥由山东范县调任潍县知县，上任之日正遇百年罕见的旱灾，而钦差姚耀宗却不闻不问。妻相劝：既然皇上不問，钦差不理，你就装作糊涂嘛！郑板桥怒言：“装糊涂，我装不来！”“难得糊涂”的题书，是他在当时黑暗的官场上无法展现宏志的一种抗议之声。
古人云：“书品即人品。”这些流传于世的大家和书法作品，包含的“正心”“育人”“廉政”等思想，至今仍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启迪。（摘自在《廉政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