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有一张周恩来与他两个好友在一起的合影（见左图，左起：周恩来、何天章、谭公辅）。想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就得说到他与谭家三兄弟了。
1910年秋天，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来到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入沈阳第六两等学堂丁班学习。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周恩来开始接触革命书籍。后来，周恩来曾说这是他人生转变的关键时期。
这个学校后来和第七小学合并，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学校的设备、师资在当地都是最好的。周恩来恰巧与谭家三兄弟都在这所学校上学。老大是谭公辅，老二是谭公弼，老三是谭公卿。老大、老二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老三小周恩来几个年级。谭家以经商为主，家境很是富足，住在沈阳大东关水簸箕胡同，青砖绿瓦的四合院很大并富丽堂皇。为了能让孩子们出人头地，三兄弟被送到当时奉天最好的学校。
周恩来四伯父周贻赓，当时在奉天度支司（清朝政府掌管财政开支的衙门）俸饷科当科员，单身任职，收入不多。周恩来到奉天后，伯侄二人在金银库胡同的住所，过着清苦的寓居生活。他念书期间，从不乱花一文钱，每天中午只在校门口买两个烧饼，喝一大碗白开水充饥。
1977年2月8日，原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的儿子魏启汉回忆说：“学校有一个姓吴的老堂役病倒了，当时周总理的大爷（指四伯父）给他的钱很有限，他的生活很清苦，有点钱也不零花，都是买书。看到老堂役病倒了，他就帮老堂役烧水，并给老堂役送去8个铜板，让他买点药吃。老堂役病好后对我父亲说：‘我闹了一场病倒没什么，你看他家很清苦，还给我8个铜钱，我非常感动。’”
少年周恩来在异乡遇到的不仅是吃“高粱米饭”，以及“刮大风夹黄土”的生活上的困难，更有单身生活在充满浓厚地域观念的陌生北方同学当中的不适应。有些同学看着他文弱，说话口音重，讲着一口听不懂的南方话，连姓名都不称呼，直接叫他“南蛮子”。
受到歧视的周恩来被逼得想出个办法，赶紧去学会交朋友。谭公辅当时在班级中年龄较大，威信较高，更难得的是谭公辅很高兴结识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个头虽小，但人很聪明。谭家离学校相当近，一到课余时间，周恩来便和几名同学一块到谭家大院复习功课，几乎课外时间他都是在谭家和伙伴们度过的。时间一长，周恩来与谭公辅、谭公弼、赵葵第、何天章4个同学结成换帖兄弟，谭公辅年长排行老大，周恩来年龄最小就排行老五。当然，除了结交大孩子，周恩来看见许多弱小同学被那些大同学欺负和打骂，就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那些不讲道理的大同学。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不再受欺负了。
周恩来爱运动，非常喜欢踢“熊头”（类似现在的足球），他很灵活，能带着“熊头”左右过人。踢累了，伙伴们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唱歌，几个人中数周恩来唱得最好。当时在学生中流行唱一些进步歌曲，他们就在一起学唱，连最小的谭公卿都能唱上好几首。谭家三兄弟都喜欢周恩来这个南方来的多才多艺的同学。
周恩来和谭家三兄弟学习成绩在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1912年10月，东关模范学校创建两周年，全校举行了一次隆重集会，并摄影留念。后来，在课堂上，老师以《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为题，要求同学作文。周恩来当堂挥笔，一书而就。他在这篇《感言》里热切希望把这一“新学”办好，培养造就出负起“国家将来艰巨责任”的人才。他分别对“司教育诸公”和“诸同学”提出殷切期望，从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
1913年6月，省里举办教育成绩展览会，周恩来的《感言》被选为甲等作文参加展出，并收录在《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值得一提的是，譚公辅的《读严先生祠堂记书后》（《严先生祠堂记》是范仲淹的名作）也一同被作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国文成绩展中。
东关学校相对来说比较开放进步，周恩来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能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周恩来和谭公辅等在家偷偷地用剪刀剪去了辫子，上学时他们把小辫子钉在帽子上逃避社会上的追查。
近3年的学业就要结束了，周恩来找到谭公辅、何天章二人到照相馆合影。这是周总理现存最早的少年时期的照片。可惜的是，当时肺病容易传染，谭公辅被传染上了，19岁时便不治身亡。周恩来等小伙伴扶棺痛哭。不久，何天章已是辽阳烟台乡邮政局局长，暂时闲着无事的周恩来到他那里帮助办理邮务。谭公弼知道周恩来经常买书要钱用，几次让弟弟谭公卿到邮局给他寄钱接济。
1913年2月，周贻赓调往天津，在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当科员，周恩来要随伯父到关内继续求学。小伙伴们舍不得他离开，谭公弼和何天章两人还支持了周恩来进关的部分路费。到达天津后，周恩来与谭公弼保持着通信往来。他把自己参与编写的《觉悟》寄给谭公弼、谭公卿，让他们在同学中传播。在东渡日本的前夕，周恩来还特地从天津赶到奉天，专程看望谭公弼等老同学。不久，谭公弼也因肺病去世。
1978年，谭公卿把周恩来少年时曾用过的砚台、笔架、网球拍等，捐献给了国家。
（摘自《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