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近40年来，厉以宁的声音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在获得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1951年8月，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息。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专业。当时有人提出厉以宁不适合学这门学科。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和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有赵迺抟先生的家。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没有经济史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1977年，厉以宁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
20世纪80年代初，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厉以宁在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年，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有海外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号时说：“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80年代末，厉以宁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
厉以宁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2004年，《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厉以宁写下“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路历程的写照。
如今，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89岁的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装修，家具也有些陈旧，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是学生送的。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两人重逢、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50年婚姻，也可视作作者自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