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只用一天时间我就把施一公先生的自传《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读了一遍，从书中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中国的崛起需要更多的像施一公先生这样的著名科学家，是他们把国内某些学科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为国内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我先就施一公先生的《试答钱学森之问》谈一谈我的感想。
一、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指，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相似，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上述问题牵动着方方面面的思考。
二、从应试教育谈起
施一公先生首先从应试教育谈起。他作为应试教育的受益者认为应试教育保证了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训练可以让学生受益终身。但是，受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骨髓使得学者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应试教育导致中国教育的“均值很高，方差很小”，但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并不是看所有科研人员的科技水平，而是看顶尖科学家的水平。应试教育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但是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化，比如一些单科天赋异禀、创造力超强但不适应传统考试制度的学生无法脱颖而出。
我觉得施一公先生的回答是对的，但是只回答了一个方面的原因。这里我提一个问题“日本也强调应试教育，但是截至目前已有28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包括3名美籍日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除去欧美国家之外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应试教育没有限制日本学者的原创精神？”
三、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我觉得国内学者缺乏原创精神的原因一方面是受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影响，许多高校教授把精力放在了搞钱上，有了名气以后就到企业、其他高校做兼职赚外快，沉不下心来做研究。青年教师受“非升即走”的政策影响，整天想的是怎么申请课题、发表文章，究竟文章的原创性如何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施一公先生在自传中也提到，刚回到清华大学确定了4个崭新的创新方向，结果连续4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是一般教授，来自校方和延期毕业的博士生的压力估计已经使其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日本学者只要成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助教授、教授或永久职位的研究员，就基本能够申请到科研资助（如学术振兴会的科研费）潜心开展研究，发不发表论文或者每年是否有成果上报，都不会影响到工资收入。这使那些有钻研精神、年富力强的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中，而不是随波逐流，研究流行的热点问题。
国内学者缺乏原创精神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科研行政化、官本位现象严重。科学家为了拿到科研经费，还要对行政官员百般讨好、拉关系，一些学者取得一些成绩后就到政府部门任职，没有时间搞研究，思想深处还是“学而优则仕”。而日本大学能够出“大师”，与其始终坚持教授治校，保持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有着直接关系。如东京大学在治学理念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将“教授治学”放在学校管理的核心地位，这成为东京大学各院系保持高度专业性和学术性的一项根本保障。
相信施一公先生知道这个原因，只是不愿意提及罢了。施一公先生在自传中也承认，刚回到清华二次创业，由于对国内科研文化环境并不适应，加上直言不讳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施一公先生的聪明之处就是能够很快适应国内科研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名利双收，评上了院士，当上了校长。不仅如此，施一公先生已经修炼到面对政府官员的无礼行为也能够泰然自若，其功力可见一斑。而施一公先生在其自传中提到的“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饶毅先生这方面的修炼就欠些火候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