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于1019年出生，1086年去世，正值宋真宗晚年到哲宗即位初期，这一时段基本上是北宋王朝的前中期。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
北宋王朝建立八十年之后，长期积累的内外矛盾愈益突出，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范仲淹等领袖人物被推举出来，开始推行新政。“庆历新政”的主要纲领目标，是希望“法制有立，纲纪再振”，也就是要回到祖宗朝那样的“理想状态”下。司马光没有机会和范仲淹等人共事，但是他对范仲淹等人十分敬仰、钦佩，认为“范公大贤”。
“庆历新政”进行一年多就中止了，学界通常称之为“夭折”，但是新政揭示出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青年官僚经常讨论国事方针，感觉迟早还是要有改变。当时有所谓“嘉祐四友”之说，指的是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韩维，他们曾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司马光、王安石彼此之间都怀有钦敬之心。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熙宁新法”的时候，已经是“庆历新政”二十五年之后，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了，他当年的同道，像富弼、欧阳修、韩琦这些大臣都还在，但是他们这个时候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可谓垂垂老矣，对于国政也有了另外的主张。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竭诚国事，都观察到当时纲纪隳紊、风俗弊坏等问题，但对于治国理政的路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意见全然不同。
面对内外重重矛盾，王安石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坚持推动新法;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张稳健缓进。针对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开源重于节流;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所谓“理财”无异于盘剥，对家国民庶并非益事。司马光曾经有书信劝诫王安石，王安石则断然拒绝了司马光的意见。两人自此分道扬镳。宋神宗希望把他们都留在朝廷，但是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共事，神宗最终选择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
这一期间司马光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讲筵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时人曾经称道说：“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从《司马光日记》和《手录》里可以看到，神宗经常征询司马光对于政事的意见，司马光对神宗的态度也坦率诚恳。其后，司马光未接受枢密副使任命，曾经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后来到洛阳，开始专心致志地修撰《资治通鉴》，一去十五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政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倾向于维护“祖宗之法”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召回朝廷，政局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当时的首相，达到他仕履的巅峰。他回朝后提出的“十科荐士法”等建议，都被陆续采纳，新法也先后废罢。当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此时司马光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无法上朝，但他还是手书致函另外一位宰相吕公著，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建议“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对王安石有很高的评价，希望朝廷优予追赠。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作为政治人物的磊落情怀。
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之后，北宋政治又有很多波澜和翻覆，包括徽宗时期蔡京等人操弄的“元祐党籍”党同伐异事件，司马光等人被追贬……这些都是司马光的身后事了。司马光离世四十年后，沉溺于“盛世”幻景中的北宋王朝，大厦轰然倒塌。
宋代的士人文化与前代有高度关联，特别是中唐以来，经过五代到宋，有延续也有变革，文化特色形成于整体的嬗变背景中。日本学者曾经提出“唐宋变革论”，葛兆光老师也说“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变革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大体的趋势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宋代内部的政治环境还算稳定，北宋前中期的文化气氛也相对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社会充满了活力。
许多士人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对于时代体制有高度认同，对“家国”“天下”有强烈的关怀。其中的优秀者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责任感集中体现于集体性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是范仲淹的高尚情操，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也都有由当时国家的格局背景所带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唐末五代的纷扰、北方政权的压力、社会内在的矛盾，在他们心中一直徘徊不去。
宋仁宗后期，王安石给皇帝的章奏中即指出，国家“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司马光也说：“上下一千七百馀年，天下一统者，五百馀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他又在《稽古录》中说：“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熙宁年间，有关变法利弊，他也曾经对宋神宗表示：“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资治”的意识，正是在戒惕忧患、期待治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即便政治上失意之际，他们仍然不放弃自己的治国理念，对于学统、道统仍然有所坚持。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史家，他从不讳言内心认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韩琦也曾经说，修史是要树立“万世法”。这是士大夫集体性的政治责任感。神宗皇帝把司马光进呈的《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事实上司马光本人以史“资治”的意识也是很强的。司马光的“资治”意识，不仅体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仅体现在这一部鸿篇巨制里，应该说，他的言行举止，和当时许多士人一样，处处都有体现。
所谓“资治”，首先是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如何资治，当然关系到治理者的襟怀、见解、能力等。《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北宋后期有人跟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也就是说，历代宰相中，司马光学术上确实很强，但是作为宰相，才干能力应该能够统驭四海，司马光可能算不上第一等的人才。
司马光是一位注重纪纲、正派端方的人物，为人处事笃实精勤。他的学术指向，在于经世致用;他关心国家盛衰，关注生民休戚，也注意是非细节。他编修《资治通鉴》，不为褒贬好恶所拘，不逢迎不曲解，将严肃的考辨研究引入史学编纂。他不仅关注历史过程，编修《资治通鉴》、撰著《涑水记闻》，也曾编修《书仪》《家范》;他对于礼仪轨范、名分次序、伦理道德的重视，都证明了他毕生关注的重点所在。他心目中的“资治”，意义所及，不只在于政治、军事、国家财政，更在于“理想秩序”的建立。在《资治通鉴》卷一，他就指出：“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以说是忧勤惕厉，念兹在兹。
现在可以看到存世的司马光尺牍、手稿，字迹端劲方正。另外，跟他的仕履有關的有：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收藏了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充史馆修撰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元祐元年司马光拜左仆射的告身。
总体上看，司马光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称赞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诚心自然，天下信之”。我想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摘自《文史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