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往往是作为一种现实需要而存在的。这种现实需要，可称之为“时代意见”，以区别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亦即区别于“历史意见”。
当“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見”无法合榫，关于历史人物的叙述，就会出现分裂，出现许多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面相。
郑成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时代意见”最多的历史人物。
郑成功原名郑森，生于1624年。其父郑芝龙，出身海盗，后来成为雄霸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领袖。其母田川氏，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长崎县平户市）人。7岁时，郑成功被父亲从日本接回福建，曾考中秀才，并拜在名士钱谦益门下。
郑成功一生事业，主要是抗清和复台。
1645年，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独掌大权。郑成功亦投笔从戎，率军抗清。隆武帝赐郑成功国姓“朱”，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
芝龙降清后，多次招降郑成功，遭到拒绝。他回信说，自己“既不能匡君于难，致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并责备父亲“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1662年，郑成功去世前，犹有叹息：“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显然，郑成功希望留给后世一个“隆武忠臣”的历史形象。
不过，隆武帝殉国后，郑成功的很多举措，也很少考虑抗清全局，多从自身利益着眼。比如，他同清廷议和，并非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最后没能达成协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郑成功无法与清廷实现互信。如郑成功自己所言：
“清朝待天下投诚之人，猜忌多端，有始无终，谁不共晓？ ”“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 ”
1660年北伐失败后，继承了郑芝龙留下的海商集团的郑成功，决定“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恢复中兴。郑芝龙比荷兰人更早参与开发台湾。郑成功攻取台湾，驱逐荷兰人，兼有恢复父业的意味。
对于自己的日本母亲，郑成功也有很深的感情。田川氏病重时，郑成功曾对隆武帝说：
“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面。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以其报陛下之日长，故敢暂为请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
田川氏后来在清军攻打安平时，自缢而死。
不过，当时的日本幕府未曾将郑成功视为日本人，郑成功本人也未曾以日本人自居。
明朝遗民对郑成功的定位，同郑成功个人的自我期许最为一致，即“大明忠臣”。如抗清殉国的名臣张煌言曾说：“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
亦有人将郑成功与诸葛亮、郭子仪、岳飞并列：“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
黄宗羲对郑成功的肯定，主要集中于“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这一点：“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
当然，明遗民对于郑成功一面尊奉永历正朔、一面擅自议和的做法，也是不满的。
清廷对郑成功的评价，经过了多次变化。
在郑成功抗清时，清廷视其为叛逆，称“逆贼郑成功”“海贼郑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郑成功在被隆武帝赐姓改名后，一直自称“国姓成功”或朱成功。只有清廷，出于消解其抗清合法性方面的考虑，始终坚持称呼其为“郑成功”。
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后，一度对郑成功表示赞许，如此定性其人：“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康熙还为郑成功撰写了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事，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见明朝在台湾的影响力未消，遂将郑成功再度贬为“海贼”。
到了乾隆时期，官方编写的《国史逆臣传》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均被列为逆臣。
及至1874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露出了侵占台湾的野心，当时负责处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遂上书光绪，请求为“明故藩郑成功准予追谥、建祠”，以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朝廷批复准许，为郑成功赐谥“忠节”，在台南新建“明延平郡王祠”，每年派官员前往祭祀。
台湾民众中的郑成功信仰，也由此合法化。
清末内忧外患，知识界苦寻出路。
郑成功既曾对抗满清，又战胜过西方殖民者，故而格外被汉族知识分子推崇。
当时的各种革命刊物，都刊登过介绍郑成功的文章。如《中国白话报》上有《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浙江潮》上有《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等等。
其中，柳亚子的《郑成功传》堪为此类文章的典型。文章视郑成功为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一流的英雄，誉之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代表：“留万丈光焰于世界，拒满洲，排荷兰，辟台湾新地，永为黄族好男儿模范。 ”
柳亚子甚至幻想，郑成功若未英年早逝，中国或许可以成就“日不落帝国”那般的伟业：“使天假之年，内驱异族，还我河山之后，余力犹多，或尽取南洋诸岛，争霸权于海上，辟属地于环球，以步英伦之后尘乎，未可知也。 ”
（摘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