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日军进攻新加坡。2月15日，诗人兼书法家 蔡文玄向窗外远眺，看到有许多绿豆般的小点在蠕动，断定是日军来了，立即命令家人抛下一切逃命。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明智的。
几天后，蔡文玄的妻子曾冒险回家一趟，发现同村有两百多户村民被日本人屠杀，连小孩都没有幸免。因为仓促逃命，蔡文玄一家及其他村民几乎没有做任何生存方面的准备。有一天，一些邻居互相邀集，准备将山后许多洋人住房的门撞开，去抢点食物。不管蔡文玄之妻如何催促、逼迫， 蔡文玄坚持不参加抢劫，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妻子气急败坏地骂他“太平时的君子，乱世中的窝囊废”，但他就是不为所动。
或许是自身的操守无形中给子女作出了表率，蔡文玄的子女后来都各有成就：长女退休前担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校长;长子和三子都在电影、电视方面有相当造诣;二子是电影监制、专栏作家、电影节目主持人、商人，与金庸、黄霑、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不得不说，蔡文玄读书人的气节影响了子女的人生道路。
军阀吴佩孚不管身后评价如何，但他身处乱世，也保存了应有的气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逼迫赋闲多年的吴佩孚出山，希望其担任华北傀儡政权的头目，遭到吴佩孚的拒绝。吴佩孚故意在自家客厅挂上关羽跟张飞的画像，以明心迹。
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得知后，极其恼火，强迫吴佩孚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吴佩孚亲自撰写了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接着，他向在场的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要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与唯一交涉对象。”吴佩孚的态度使日本人大惊失色。
蔡文玄与吴佩孚在处境艰难时表现出来的节操，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句话：时穷节乃见。原因很简单，一个人春风得意时，有钱有权有影响力，无须在节操与生存之间做选择，很容易将内心深处的另一面掩蓋起来，一旦身处逆境甚至绝境，操守与现实利益必须二选一，他灵魂里的“小”可能立即原形毕露。蔡、吴两人在处境极其艰难时还能遵守正常的社会伦理，充分说明其节操真实可贵。
其实，真正的“节”不会是“时穷”时的临门一脚，而是靠平时的修为一点点积累的。蔡文玄是读书人，平时常以圣贤的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其妻的话说是“太平时的君子”，所以乱世时才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正直与坚守。吴佩孚是个军阀，其一生的行事颇受争议，但他是军阀中少有的读书人，清廉自守，至情至性，其人品也有被人称颂的一面。
（摘自《百家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