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钟，和一位兄弟下馆子。这是县城里非常普通的一家餐馆。看它的名字，像是外地人开的。老板娘三十多岁，在她边上还有两个小男孩。
第一道菜上来，我正准备动筷子，突然听到了一声严厉的呵斥：
“给我跪下！”
循声望去，老板娘在教育她的大孩子。孩子长得面目清秀，七八岁左右。他很乖顺地跪下了，头和桌子差不多高。
接下来是他妈的各种话语暴力，最狠的几句话是：
“再不说我要用刀子把你的嘴割开。”
“你怎么不去死？！”
“不要脸……”
甚至，她假装打起了电话：
“喂，是派出所吗？快来把我儿子抓走关起来……”
与此相伴的是殴打，除了巴掌，还有铁制的衣架。
过了一小会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过去劝她，希望这个发了疯的女人能扼住自己内心的那只狮子：
“您别打孩子了。有什么话好好说。您这样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让孩子胆小怕事，什么事也不敢做;要么让他遇事简单粗暴。”
屋里还有另一桌人在吃饭，时而哄堂大笑，完全没有理会眼前的事情。一种绝不干涉他人家事的气氛。
我的话让这位母亲有些惊讶：
“没事，没事，谁让他不听话……”
由于不明就里，我只能点到为止，退回了自己的餐桌。显然，我的介入无济于事。没过两分钟，女人越说越气，开始正反手扇孩子耳光。她大概也知道我在看着她，所以我们不时有目光对撞。
匆匆吃完，兄弟示意这个女人前来结账。出乎意料的是，她表现得极其温柔：
“143块，给130就可以了。”
“孩子究竟犯了什么错？”我问。
“我让他不要用自动铅笔，因为自动铅笔写字不好看，他偏要用。我剛发现他从家里拿了两块钱，买了一支。”老板娘像是在为自己诉苦，觉得我刚才错怪了她用心良苦。
可怜天下父母心固然没错，但是不是也要可怜一下跪着流泪的孩子？
此刻我坐在宾馆里写下上面的文字，我不知道那个小男孩是不是还跪着。他只是想要一支自动铅笔。就算从家里拿了一两块钱，这算得上什么过错，以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生母的辱骂、恐吓和殴打。
而当我和另一位朋友聊起这件事时，那位朋友说——“她那样打孩子，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听完一愣。是啊，我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我甚至完全忘了有报警一事。
而刚才和我坐在一起吃饭的兄弟就是警察。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想到管一管时，他一连给出了五个原因：
“一是这是家事;二是大人管小孩没有恶意;三是我觉得她打得不重;四是警察来了也没法管;五是我老婆比她凶多了……”
的确，见怪不怪。这不是电影《刮痧》里的国家，大家已经习惯、理解甚至参与了一切。而我当时忘了有报警一事，大概也因为自己没有觉得事态很严重，甚至我也能够在那个气急败坏的女人身上看到生活的艰辛。而我内心又分明知道，正是这些散布于大街小巷的日复一日的侮辱、损害与暴力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与社会的未来。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我住在里加海滨沙丘的一幢小屋里。整个海滨都被白雪淹没了。积雪不断从参天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坠落下来，散为雪尘。积雪坠落下来，有时是因为吹过一阵风，有时是因为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每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毕毕剥剥咬开松球的声音。
小屋就在大海边上。但要看到大海，还得走出栅栏的小门，顺着一条在雪地上踏出的小径走上一段路，途中还要绕过一幢门窗都已钉死了的别墅。
别墅的窗户打从夏末起就已经拉上了窗幔。那一条条窗幔随风微微地拂动着，想必是风穿过肉眼看不见的罅隙吹进了这幢空屋的缘故，但是从远处看去，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人正在掀起窗幔，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你的行踪。
海水没有结冰。漫漫的白雪覆盖了海岸，直达水边。积雪上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每当海上涌起波浪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拍岸的涛声，而是冰层的坼裂声和积雪沉陷的窸窣声。冬日的波罗的海是荒凉的、阴郁的。拉脱维亚人称波罗的海为“琥珀之海”。也许不仅是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而且还因为海水隐隐地泛出黄澄澄的琥珀色。地平线上终日堆满层层叠叠的浓重的阴霾，遮蔽了低低的海岸的轮廓。只有在大海上空，阴霾中有些地方垂下好些毛茸茸的白练——那里正在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