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 钓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魁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
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合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