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得经历一些变故，才能看懂一些感情。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苏轼一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王侯墨客，论天下事；有山野农夫，品烟火味。
人情反复间，有人赞他、助他，有人谤他、毁他。
但无论与谁相逢同行，对苏轼来说，都是生命中一场自我修行。
01
苏轼与好友黄庭坚、佛印交往时，发生过一件逸闻趣事。
有一天晚上，苏轼备好佳肴，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
游船离岸，苏轼笑着说: 以往聚会佛印都得凑热闹，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
谁知佛印老早打听到消息，事先藏在船舱板底下。
凉风送爽，荷香满湖，苏轼兴之所至，便与黄庭坚玩起行酒令，前两句描景，后两句用“哉”字结尾。
苏轼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不假思索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躲藏许久的佛印，早已憋得慌，边爬出来边接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黄两人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瞧，原来是佛印，又回味起他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
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不外乎就是他们三人的关系写照。
苏轼与黄庭坚曾在京城一起待过三年，朝夕相伴讲道论艺，日子过得十分快意。
即使二人相继离开汴京，天涯苍茫，他们也以诗文酬唱赠答。
苏轼离世后，黄庭坚只要身逢胜景，总会不自觉地念叨：可惜东坡不在。
苏轼与佛印同样是心神两契，相知相慕。
两人都好美食，每逢苏轼举办宴会，佛印常常不请自来，饮酒吟诗之余，互开玩笑。
《增广贤文》中说：“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活到一定年纪，也许朋友会越来越多，但能开怀畅饮的终究是寥寥几个。
人生如逆旅，知交零落是常态。
倘若有一两知己，陪你山一程，水一程，请且行且珍惜。
02
嘉佑六年，苏轼上任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官为陈希亮。
那时，苏轼名满京师，锋芒毕露，陈希亮为人刚劲，不留情面，两人共事时多有摩擦。
因为苏轼是科制出身，有一位吏役便尊称他为“苏贤良”，这算是平常小事。
但陈希亮勃然大怒，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
那吏役便受罚挨了板子，这让苏轼十分难堪。
不仅如此，苏轼写的公事公文，他会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自负才高八斗的苏轼，大为恼火。
可陈希亮真的是在刁难苏轼吗？
其实，他之所以不假辞色，是要矫治苏轼的傲慢之气。
后来苏轼也体谅到他的用心良苦，作《陈公弼传》时，特地感激了他的一番苦心。
人世本凉薄，各人各自扫门前雪。
未经世事时，有人为你指点迷津，有人为你搭桥铺路，这大抵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北宋画家文同是苏轼的西蜀老乡。
苏轼任通判杭州时，常心直口快地针砭时弊，并一一作诗词寄给文同。
文同在咏《方庵》中借机说道：“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让苏轼在官场不要过分标新立异，容易遭暗算。
苏轼因为不得志，在《戏子由》一诗中宣泄不满。
文同又和诗一首加以劝导，“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己方成名”。
言辞谆谆，语重心长。
《说文解字》里说：“诤友，止也，止其失也。”
意思是，真正的好友，会劝你免犯过失。
03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却多次上书，抨击新法。
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可谓是针锋对麦芒。
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的许多同僚，都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王安石却站出来，为苏轼仗义执言，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力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被贬去黄州。
后来，苏轼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看望王安石。
昔日政见不同，两人互相攻讦，今朝再见之时，两人不计前嫌。
一个感激对方危难之时予以援手，一个敬佩对方胸怀宽大。
那段时间，王安石、苏东坡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两位文豪惺惺相惜。
有大格局的人，往往能放下内心的偏狭。
不因理念之争，去落井下石；
不因立场不同，全盘否定对方。
苏轼与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也是如此。
苏轼不赞同保守派对变法的清算，经常在司马光面前据理力争。
有一次，因为司马光拒绝采纳意见，苏轼回到家后破口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是一头倔牛。
因为主张相左，苏轼再次难容于朝堂之上，又开始了贬谪之旅。
但苏轼心中并无怨恨之意。
司马光去世之后，他恸然大悲，手写一篇祭文，称赞道，“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王安石挺新法，司马光守旧法，皆出自公心，虽立场不同，但苏轼却敬佩他们的为人。
人这一生，难求人人都是同行者。
我们走在各自的阳光道、独木桥，也许观念不同，追求不同，却不妨碍互相欣赏。
04
曾国藩在家训中总结了“八交九不交”的处友原则，其中就有不交落井下石者、不交徳薄者。
苏轼一生颠簸不定，有部分原因就是遇人不淑。
苏轼和沈括原本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办公事，一起谈论诗文，感情颇为深厚。
王安石权势正盛之时，热衷利禄的沈括有心依附。
后来，在投机钻营下，他一路升迁。
有一次，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去杭州巡查时，看望苏轼。
他假意与苏轼热络，一会儿畅叙同窗情谊，一会儿交换彼此的政治意见。
要离开时，他请求苏轼把最近写的诗手抄一份给他，想留为纪念。
苏轼不疑有他，挥墨相赠。
回京后，沈括搜刮恶毒之词，对每一首诗词都加以笺注，穷尽心思曲解附会，上告朝廷。
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孟郊在《求友》里写道，“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
与品行低下的人相交，关系往往难以长久，他们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在凤翔共事过两年。
张璪知道苏轼非池中物，有朝一日可能飞黄腾达，于是刻意结交苏轼，处处对他照顾有加。
因此，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倾心写了一篇《稼说》祝福他。
在京都，张璪借着新法的东风，官场上左右逢源。
乌台诗案事发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
密友含冤入狱，按理说张璪应该奔走相救，可他却想凭这次案件捞取功劳，以期官运亨通。
所以，他烧掉《稼说》，推波助澜，欲置苏轼于死地。
甚至有官员劝皇帝宽恕苏轼时，张璪当着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苏轼自从看清张璪的真面目后，便与他断交。
人总得经历一些变故，才能看懂一些感情。
有一些人把利益置于感情之上，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态度就是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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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不恼不怒，不怨不诉，把所有的遇见，当作人生的历练。
人情反复，世事崎岖，人世间感情大抵如此。
不必怨天尤人，也无需反复咀嚼。
帮助我们的人也好，伤害我们的人也罢，若是都看作是渡我们的人，那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