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时一度喜欢武术，其实就是被电影《少林寺》闹的，买了好多《武林》杂志看。看了李小龙的故事，又想练截拳道。记得一次，父亲一声不吭在院子里的树上吊起了一个沙袋，我问他：“弄这是做什么？”他说：“给你练嘛。”
喜欢过的事不少，回想起来，父亲还都是支持的。高中时，父亲曾许诺：“等你考上大学了，给你买一双拳击手套和一个相机。”父亲以前教过体育，特别喜欢拳击，一直到现在还每周末看电视上的《武林风》节目。至于为什么想给我买相机，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原因，大概这些都是他心目中想玩又没有玩过的好东西吧。
在我要去上大学前，父亲去百货大楼花了八十多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吉他，应该是看我当时对音乐太痴迷了吧。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我和妹妹读的都是师范院校，在我们即将迈出家门的时候，他凭自己的经验替我们选择了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妥”。
可惜我实在不是个受得住“稳妥”的人。离家转眼二十多年了，我竟然还是一个看上去毫无定性的人。毕业后分配在外地的中学教书，没两年就辞职跑掉，让父母揪心了好些年。后来搞音乐，颠沛流离十年，他们也是极为牵挂。直到后来做记者，经常给他们寄些报纸，感觉他们才安下心来。又十年之后，我又跟爸妈说，我又想辞职了，去搞摄影，他们再次陷入了无边的担忧。
我这代人，跟上辈人的交流着实很少，或者基本不交流，更多的情感都闷在心里。国人的情感，太内敛也太压制并且好拖延。现在每天我的儿子临睡前一定认真地跟我说“爸爸晚安”，我都很慎重地也跟他说晚安。我常想，我都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说过一声“晚安”，更不要说“我爱你”了。父母与子女间只有些最基本的关心，我也只在一些生活变动的节点上知会他们，这个节点又新成为他们担忧的起点。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让我这个已经习惯在外奔突的人越来越心有惴惴。特别是我的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几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儿子回老家与他们同住些日子。每次都发现他们又老了一些，尤其是父亲的说话、思维都不似以前。记得有一次在老家，父亲在说到关于我工作的话题时，叹了口气：“唉，做什么不行呢，能找一口吃的就行了。”这句话应该是他们对于我职业问题的意见终结，之后再也没有对此说过什么。生活的事，要求已经降到了底線，反倒都轻松了。只是他们对我没了担忧，我对他们的担忧却与日俱增。
前不久，母亲打电话来，提到父亲有次一个人上街去商场，出来后就迷糊了，差一点找不到回家的路，现在已经不让他一个人上街去。我的担忧又加了一层！我总是尽量多地给他们打去电话，以减少他们给我打电话。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我已经很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我怕终有一天，我接到了那个电话，告诉我那件天大的事。
少不更事时，认为人生、工作就是职业扮演，越往后越发现，扮演是件痛苦的事。内心的喜欢，才不用扮演。特别是在一些“大型艺术场合”，接触到不太喜欢的人和事，也会烦恼顿起，觉得那里的空气都不是我的。真的想拔腿就逃，离开那些红男绿女，回到我的实实在在的江湖去。一个新职业，并不意味着比前一个职业更对更好更轻松，同样有行到水穷处的郁闷，又总觉得尽量坚持才算是对的，因为乐趣的根本并不是在于改行。若能像个孩子般，怀抱着对一件事最初的纯真迷恋，并能一直没有烦扰地去做到底，那该多好。我在乡下拍照，偶尔就有小朋友充满好奇地一直跟着我，我也不会赶走他们，要看相机取景器里的影像我也会让他们看。我知道有可能这些少年中将来就有做摄影师的，如果这天他心里悄然种下了梦想的种子的话。他们就是当初的我。愿烦扰不要降临在少年身上，以及他们未来的路上。愿他们“凡期盼的，都得到;凡寻觅的，就找着”。
近一些年，我也经常把一些发表了我作品的报纸杂志寄回老家，有时寄回厚厚一摞，父亲也经常戴起眼镜翻看。我不清楚他对我那些照片是否喜欢，但愿那些或许有点意思的图像和白纸黑字能给他们一些靠得住的慰藉。我不想跟他们说闯荡世界有多么难，也不想说在我慢慢看懂了这个世界后，不再妄论什么成与败，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找我的从前。
我做得到的，我竭力做到最好;我做不到的，可能我永远也做不到。或许生命并不意味着成为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花好月圆，它原本就是这般的自在安然。重要的是：我们都还在，我没有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选自《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