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父亲，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书里、屏幕上以及别人口中的理想父亲之外，更为常见的是另一种父亲。他们显得有些笨拙，不知怎么就失去了孩子的心，而孩子也不知为何离家越来越远。
倘若爱一直存在，暂时的误解终将被解开，曾经的伤口终将愈合。或许，这更像是一种成熟的父子（女）关系：我们体认彼此的不完美，更愿意不断磨合。
唯有岁月能够给予答案，我们最终会发现父爱深沉而内敛。父子（女）之间，很少通过拥抱表达情感。于是，我们摸索着另外一种代替方式。
高三那年，和父亲再次聊起未来。他希望我学医学、法律或者理工科，这些东西经世致用，也意味着好工作。至于我一直喜欢的文学，他不以为然：搞文学的最后都饿死了。
他的语气从来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也从未吐露过不满。那一次，或许是学习压力太大，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呛了他。军人出身的父亲在震惊之余，掀翻了桌子。
我放下碗筷就往门外走，身后传来父亲的咆哮。沿着京九铁路线，我一直往南走，试图爬上一辆火车，但它们都呼啸而过。天已经黑了，我愈发泄气，只好调头往家走。到家已是后半夜，父母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走出来，手指戳我的额头：“你们爷俩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是1996年，在山东老家，同辈的孩子们没有人敢直接反驳父辈，最“忤逆”的方式是私自行事。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偷偷写上了“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到来，是家里气氛最阴沉的一天。父亲站在院子里铁青着脸，没有拿鞭子抽我，但半个月没跟我说话。后来每次见面，他话里话外都带着讥讽，尤其见我背了一整套文学名著回家，他会愠怒。在饭桌上，他不断提起自己当年在部队里的威风场面——曾有上万人听他一个人讲话。
我沉浸在被父亲打压的不忿里，从未注意过，其实他和这个家庭都在走下坡路。他所在的国营饲料厂效益大减，甚至无法一次性拿出我和哥哥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念叨过，我的学费是父亲向厂里预支工资才拿到的，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直到大四那年开学，父亲执意送我。坐上汽车的刹那，我无意中回过头来，看到父亲穿着我军训时的绿军鞋，一根脚趾露在外面。而我记得军训过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了。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个男人在背负着什么。
十一国庆大阅兵时，他打开一瓶酒，顺手给我倒了一杯。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倒酒。我推脱道：“我不喝酒的。”父亲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但还是说起当兵往事。只不过这一次，他讲的是那些糗事。我听了和母亲一起笑，家中氛围首次轻快起来。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和父亲小酌。他再也没有讽刺过我的文学梦，反而告诉我，这条路不好走，要多多努力。我听街坊说，父亲经常在外炫耀我这个儿子，又写了多少文章，仿佛自己的脸上贴了金。但当着我的面，他却从来不提我写了什么。其实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他都看过。
处理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在西藏有多难，夏伯渝心知肚明。
工作的头四年，记忆里只接过他一两次电话。广州发生公交车炸弹袭击事件后，他拨过来问我，还好吗？我回了句，我没坐那辆公交车。气氛就冻住了。不到两分钟，通话结束。
每年，我只在春节时回家，除了父亲，和所有家人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会刻意回避，只是当彼此不存在。就这么冷战了十年。
十年前，我读初二。他突然从外地回到汕头工作，每天和我讲话全是指责。那时，我在新学校没有什么朋友，加上哥哥姐姐都已经去外地上学，记忆里尽是负面情绪。我们从未谈心，在我看来，他所谓的苦口婆心是种强势的管教。
我回复他的是厌学。上学从来不带书包、不上晚自习，每周和朋友去KTV喝酒、唱歌。高二第一次月考，我干脆没去考数学。班主任拿着成绩单到我家告状，我一副冷脸，甩下一句：“已经缺考了，我还能怎么样？”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留下父亲和班主任在客厅一直说话到夜里。
后来听说，他那时多次给姨妈打电话哭，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电工，夜里接到电话也要出家门工作，本没有多少心思可以分给我，也不懂如何与孩子沟通。偶尔，我突然对学习动心，也会背了个书包去上学。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能隔着墙壁听见父亲和母亲对话：她今天上学带书包了吗？
高考后，他当着老师和亲戚的面拒绝供我复读。除了他，所有人都希望我复读，那或许是我唯一“浪子回头”的机会。我想不通，他为何一口咬定我即使复读也无心向学。无奈，我只有匆匆跑到广州打工。
工作到第五年，受到老板波及，我和几個同事被警察带到江苏的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听姐姐说，父亲时常晚上坐在我少年时的卧室里，颤抖着痛哭。他利用休息时间往返江苏、广州和汕头为我找律师、取证，也奔走了一个月。取保成功那天，常年高血压的他想要来接我，被家人阻拦。
回家头一个月，我始终睡不好觉，每晚至少醒来五次。第一次失眠后，我刚从屋子里溜出来，撞见父亲在距离门半米的地方站着。我溜回房间，此后每次醒来，90%的几率总能看见父亲在我门外守着的身影。
长达十年的叛逆情绪大概是从那一刻解冻的。我假装不知道这件事，他也天亮了就去上班。其余时间，他每隔几天便问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需不需要去医院，仿佛我是个生病的小孩。
走出应激期后，我在某天晚饭后主动坐到他旁边。我宽慰他，警方一定能判定我的清白，我在看守所也没有受过委屈。为了能缓解他的愧疚，我还提起之前的十年，把错误都归因于自己不努力。他又反过来安慰我，以后的路还长。
2020年，在我取保一年以后，法院打电话告知我无罪。我去广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指责过我，我也没有冲他摔过门。相反，我会在饭桌上给他夹菜，饭后挽着他散步。
2018年，我到北京工作后，在山西老家开店的父母突然决定北漂。
这件事很荒诞。他们都50岁了。父亲解释说，老家的生意不好做了，想到北京来看看机会。他绝口不提是为了离我近点，还骗我说他跟我妈不是同时来的，两人根本不住在一起。
这是他一贯的话术。我故意拖了半年才答应见他们。在饭店，我好言相劝：舒舒服服过日子不香吗？我爸用他标志性的慈祥微笑着，不做回应。我脑子一热，耍狠道：你们要是不离开北京，我就离开北京，去别的城市发展，从此再也不见你们。
对父母的叛逆情绪从我小学时就开始了。起初，父亲以交易加拳头的方式管教我：我去网吧，他揍我;我想买一张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无限量借阅卡，他提出条件，要我考到全班前三名。
很快，到了初二，他再也管不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听见他提条件，我觉得他只是把我当猴耍。一天傍晚，我从网吧骑车回家，发现爸妈在前面骑车。我自作聪明地躲在一辆汽车的一侧，飞快蹬车，想借着车的掩护从他们面前消失。这也让他明白，打一顿是不够用的。
他们换上更“阴险”的管教方式。他告诉我：你也可以去网吧，但我必须跟你一起去。他摆出一副民主的姿态，站在道德高地上。我浑身不舒服又说不出话，像被小针扎。等到高中分文理，他和我妈写了两页纸，两方优点各写了一页。只不过，理科的优点比文科多了好几行。我没搭理，宣布我要学文科，因为文科有情怀。父亲的脸色很不好看：那你以后找不到工作可别来怪我们！
来北京前，我们之间的角力到了白热化。毕业那年，他劝我考研、考公。我推辞，觉得没啥意思。没想到他说，你就当替我考，行吗？那种用小针扎我的感觉又来了，我就选了全国只招一个人的专业，以英语29分的成绩光荣落榜。等到考公，我连初试也没入围。
直到这一次，我下了终极逐客令后，他似乎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不小，不日辞职，回了老家。一次下班，我看见他突然往家里的三人群发了一句：“一个人在家好孤独。”
我愣了，没想到这个50岁的糙汉子也会说出这句话。我眼泪流了出来，手里不忘打字，回了句：我也好孤独。
这两句话，配上我们的家微信群群名，是一副更真实的家庭画像。几年前过春节，年夜饭过后，我独自洗碗时感到伤感，就起了个群名“一次认真的告别”，提醒自己，父母时间有限，即使他们有执念、爱控制，也不要在群里怼他们。
但我还是没控制住自己讲了狠話。过了不到一周，我自觉愧疚，给父亲拨通电话，用僵硬的语气说，你要是在家待着难受，就来北京吧，三个人一起，就是家。我爸也没有破功，冷静地回复：老家生意确实不好做，打算休息休息。重新走到一起的情感震动没持续多久，尴尬就来了，我们已然聊不下去。
过了几天，我爸再次从老家启程，到北京来租房住。我们从来都是相互假客套，像是打太极，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同化对方。但这一回合过后，他终于不再逼我做些什么。
（强子摘自“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