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待言，世人普遍敬重、仰慕大师，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高屋建瓴，别树一帜，以思想前卫、见识超群、格局创新而被树为一个时代的界碑彪炳于史册。我认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大师的人格魅力，其为人谦恭，虚怀若谷，求真务实，不媚权势，臣服真理，将毕生精力和智慧贡献给自己心仪的事业，当是令人肃然起敬！
大师的斐然实绩不止是影响他所在的年代，还将遗泽于后世。有鉴于此，大师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产下的“宁馨儿”，不使瑕疵误人，不以讹谬祸世。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其散文创作的卓然成就与其革新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据明代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记载：欧阳修晚年窜定生平所有文章时，逐字逐句地改，且一改再改，改了又改，堪为“一丝不苟”。其间，他还常常是搁一搁，等一等，让时间过滤一阵子，检验之后再拿出来重改，不厌其烦。其夫人劝止：“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答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畏惧先生嗔怒，顾及的仅是一时的个人面子;而生怕后人耻笑，则是担心误人子弟、遗毒后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驱使这位文学大师暮年依然精益求精，谨慎为文。
无论哪个知识领域，大师们都是矢志不渝地孜孜追求两个字：真理，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心力日臻“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完美境界。尤其是科学研究，其结果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纠错则是科学界的常态;唯有纠错才不会导致“后生笑”。裘锡圭研究了60多年的古文字学，是公认的当代考古领域的泰斗，但他生怕“后生笑”而坦然认错、决然改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从2009年开始考古挖掘，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等珍稀古物，被列入“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裘锡圭在2012年第三期《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对出土盉铭逐句加以解读。其中有一个“笰”字，裘锡圭认为是“并”之异体字。时隔6年，《考古学报》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的全部资料。根据这些发表的照片和拓本细审，裘锡圭惊诧不已，原来那个字确实应该解释为“笰”（古代车厢后面的遮蔽物），而非原先推断的“并”字变体。仅仅是区区一个瑕疵，裘锡圭却来了个“小题大做”：他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刊出《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慎重宣布自己201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裘锡圭忌惮“后生笑”而彻底推翻自己以往的断论，委实难能可贵，彰显出“高逸学者之风”。
倘若不被“后生笑”，任何科学结论或学术定论都亟待经受历史的考问和实践的检验。其逻辑前提是必须摒弃“唯我独尊”的思维，除了以平等的姿态相互切磋外，还得营造质疑、讨论、批评的氛围。大师们亦然。诚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所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这里不妨说说张中行。这位大师在20世纪末给《文汇报·笔会》撰文，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敗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可以走冯道的第三条路。黄裳旋即在“笔会”撰文批评，并以汪精卫和钱谦益在家国危亡之际的表现，说明走第三条路的危害性。面对如此言辞激励的批评，张中行并没有勃然大怒，予以反驳，而是在认真反思后，给“笔会”编辑致函：“拙作确有不妥处，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致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检讨自己“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并要求编辑公开发表此函。黄裳和张中行，乃是大师邂逅大师——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一方是怀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无疑是对“批评”一词的完美诠释。
大师亦怕“后生笑”，那么后生呢，当以这些高风亮节的大师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