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在纺织厂工作，这儿曾是小城里的工厂，现在已经破产。我妈说，破产对他们这些退休老工人来说，不是件坏事。她说了些理由，我没有听明白，总之，她对工作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厂区的没落，没多少感触。
工厂极大繁荣的年代，机器声终日轰鸣，走在大街上都能感到震动。厂里的女工，不但有像我妈这样从农村招来的，还有很多是上海下放的知青。
这些知青在本地扎根，生儿育女，每年回一次上海老家。工友托她们带回时髦的日用品。在我的童年，那双被我踢踢踏踏穿了好幾年的红皮鞋，就光荣地来自上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袄。我仍然记得，在某个刚刚寒冷的日子里，刚下班回家的妈妈，高兴地把那件明显太长的袄子，披到我的身上。
太长了，所以并不好看，后来我长高了，它变得合身了些，还是不好看，到那时我们才看出来，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与合不合身无关。不过我都穿了好几年了，也无所谓了。
上海人还给我捎过一条喇叭裤，桃红色的，裤腿上有绣花，时髦之极，我穿着它去姥姥家，特意跑出院子，走到公路上去，希望每个路人都能注意到我的裤子。我舅姥爷吓唬我说：“警察会把你当小流氓抓走的哦……”
那时我妈还挺喜欢打扮我的。六岁之后，我妈对于我的穿着，突然转变成了心灰意懒的潦草。要么是从我小姨那里接过来的旧衣服——我骨架大，撑得起;要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比如某年的新年，我妈拿了一件绿军褂给我蒙袄，那会儿是流行绿军褂没错，但必须是比我大一点的女孩子，才能穿出那种酷酷的痞气，再说，那件衣服上还有个补丁。
我妈后来更重视我的吃。我自小挑食，不吃葱姜蒜，还不吃猪肉。在普通的汉族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荤菜里的主力，这让她非常头疼。她的补救之道是每天炒两个鸡蛋埋在我碗底，再手疾眼快地将餐桌上猪肉之外的所有好吃的，抢到我碗中。
上海人带来的巧克力之类，她藏起来，见家里没人——主要是我弟弟不在家时，塞给我一小块，一盒巧克力我可以吃上半个月;家里偶尔吃个鸡，两个鸡大腿早早被剥了皮，放进我碗里，我妈还目光灼灼地盯着盘子，看见“好肉”就夹给我，武林高手般迅疾。我弟弟终于不乐意了，把饭碗一推，哇地大哭起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小女孩吗？娇宝贝！
其实有些东西我也不爱吃，比如鸭子，到现在我都觉得鸭肉很腥。那些鸭心、鸭肝、鸭大腿，我实在吃不下去啊，磨磨蹭蹭，等全家人都吃罢离席，我妈洗碗去了，我迅速地把那些东西放口袋里，转身塞到抽屉的后一格。
那时实在太小，不懂得怎么进一步销赃，还有点儿鸵鸟心理，好像我看不到，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但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些食物正在抽屉里面的一格变质——还好是冬天，不容易腐烂。惶恐地过着一天又一天，快乐的时候，也会记起这心结，直到，它们终于被我妈勃然大怒地发现。
抽屉里面的一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个家庭的隐秘之所。我妈也在那里面藏东西，有天，我妈对我说，抽屉里有些糖，你拿去吃吧。我打开抽屉，是我喜欢的大白兔奶糖，我很快把那些糖都吃完了。我意犹未尽，却也未抱希望地把抽屉全部拉开，哈，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大白兔”，我抓起来，一个一个地全部吃掉。
第二天，我弟弟也在家，我妈对我说：“你把抽屉里的糖拿出来你俩吃了。”我说：“让我吃完了。”我妈说：“里面还有呢！”我窘迫地说：“也让我吃完了。”
我有时猜在我弟弟的记忆里，我妈一定更偏疼我一点儿，但是，从童年到少年，甚至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在羡慕别人的母亲。近的是我同学葱葱她妈，那么温柔，葱葱经常跟我描述她是怎样的恃宠而骄;远的则有那些有名作家的妈，比如三毛和冰心的妈妈。我甚至得出个结论，要想成为一个女作家，必须有个温柔的母亲（当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沮丧地想，我这辈子是当不成作家了，我妈，也太凶了。
我记忆中总有一个片段：我让我妈下班给我带粉笔，她没有带回来，我扑在我妈怀里，扯着她的衣服胡闹，我妈笑着说，哎呀，妈妈快要死了！我们嬉笑着打成一团。那时我多大？两岁，三岁？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这是我记忆里一个和我妈嬉闹的片段，其他时刻，我妈就像一只惹不起的老虎，一触即发。
有一回，我妈给我报听写，我写错了一个字，被我妈骂了几句，骂完了，她消了气，拿糖给我吃。我情商没那么高，无功受禄更添了些无措，一时间竟恼羞成怒起来，啪地把糖打到桌子上。太不识好歹了！我妈勃然大怒，伸手就是一巴掌。
经常会因为小错误挨打。比如中午踮起脚，走进房间，极轻极轻地去拉五斗橱上的抽屉，可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生活不是可以控制的——抽屉还是发出了一声令我魂飞魄散的闷响，这响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我妈，不消说，又是抓过来一顿打。
凭良心说，我挨的打，多也就是落在屁股上，跟我弟弟还是没法比的。也许我妈觉得小男孩更抗打，生起气来那是连拧带掐，且拣大腿上嫩的地方，一通教训下来，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触目惊心。
那年春节，我弟弟偷拿了他被我妈“暂时保管”的压岁钱。整个年下我们姐弟俩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地买花炮，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元宵过了，问题来了，我妈后知后觉地发现失窃了，我弟弟是主犯，我算是知情不报，双双受罚。我弟弟挨打时，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啊，闻者悚然。轮到我了，惩罚轻得多，我妈法外施恩是其一，其二当时我姥姥在我家，大大地给我说了些情。事后，我姥姥对我说，要不是我，你看你得挨多狠！
对于我和弟弟来说，幸福的时光，就是爸妈吵架之时。我妈搬回城西南的纺织厂宿舍，跟我姥姥住着。我和我弟弟，坐着纺织厂的班车两边跑：平时跟我爸，一到周末就去我妈那儿。
那段日子他们变成了一对好脾气的爹娘，给我们买好吃的，尽力争取我们。我妈总是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对单亲家庭的可怕缺乏想象，对于我爸我妈再也不可能联手整我们的生活倒充满神往。每次听我妈这样说，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想，离啊，离啊，你干吗不离呢？
他们后来当然没有离，非但如此，在某次我爸找我妈深談了一番，他们共同梳理了多年感情，认清两人的共同目标之后，再也没有大吵过。
从此只有我妈上中班时，我们会感到些许轻松。纺织厂实行三班倒，早班是从早到晚，中班是下午去，半夜回，晚班是半夜去，中午回。我们不喜欢我妈上夜班，这意味着她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家，早班说起来白天不怎么在家，但是对于已经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来说，漫长的夜晚，才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不愿意让这段黄金时间，处于我妈的虎视眈眈之下，所以中班好。后来我妈因病改换了工作岗位，上常日班了，我和弟弟连这点空子也钻不成了。
我和弟弟似乎十分冷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妈周围的三尺之内都是禁地，偶尔靠近，便有杀气袭来，锋芒在背，分外地局促。
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在房间里呕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进房间会不会讨一顿骂？病中的她，余威不倒，连那呕吐声，都带着强大的气场，似乎一秒钟就可以转变为咆哮。
我在房间外面踟蹰，听我妈伏在床上呕吐，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进房间，把她呕吐的那个盆倒掉。端着盆出去时，我妈在身后冷笑道：你都不敢进来了，我将来老了还想指望你？我没吭声，端着盆出了门，现在想来，我妈那一刻的心应该很冷，以为我是怕侍候她，却不知，弱小如我，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偶尔的温柔，出现在我十八岁之后，那一回，我妈患了美尼尔尼症，在医院里住着。我拎了饭盒去看她，她什么都吃不下。旁边那张床上的病人家属带来了韭菜鸡蛋馅饼，大大的一块，韭菜郁绿，鸡蛋金黄，面皮上煎出褐色的小斑点，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闻得到。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对那个馅饼有兴趣。我有了点说不上话来的感觉。之前，我妈从来没有显示过她想吃什么，她永远在吃剩饭，或是在我吃过的残骸里敲骨吸髓地剔出最后一点精华，以免浪费。她特别看不起馋嘴的女人，她的饮食态度，近乎“存天理，灭人欲”。
我妈望向馅饼的目光，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陌生的小女孩。我跟她说，我去帮你买一个吧？她点点头。馅饼买回来，我妈没有立即吃，她似乎也有了点感触，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声音说，等我好了，给你做件红大衣去，长的那种。
（强子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