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正是中午时分，店里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趴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便要离开。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刹那，突然对我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
出了店门，心疯狂地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孩子，我出奇地兴奋，而又深深地郁闷。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版，心生不快。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我也不能幸免，只能慢慢克服。夜倒也过得快，8点左右我便自动醒来。平常我睡惯了懒觉，奇怪今天为什么清醒异常。打车去了小西天，真的买到了《站台》。
回到办公室再看《站台》，离拍这部戏已经3年了。这让我和这部电影有了距离，就像布列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但《站台》还是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我曾经因这些往事而选择了电影。
我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发生在比我大10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我记得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以前是学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儿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成绩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原因。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能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要承擔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只能放弃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碌、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站台》这部电影伤感，对里面的人物来说，生命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音像店的老板还在叫卖，像在帮我提问：假科长的《站台》要吗？我不想纠正他的错误，因为这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非常愉快。
（海水变蓝摘自台海出版社《贾想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一书，马明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