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诸王身后的哀荣，没有一个抵得上多尔衮。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逝世，清廷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九日，义皇帝及其妃义皇后，同袝于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
与此同时，顺治以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
二月初十日，苏克萨哈、詹岱等就告发多尔衮生前种种罪行，还说多尔衮曾与何洛会等共定逆谋，因出猎延迟未及实行。都统谭泰也揭发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之妃，并令豪格子至王府中较量射击，何洛会还以恶言骂豪格子。
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会同巽王满达海、端王博洛、敬王尼堪及内大臣合词追论多尔衮之罪。满达海等三人，在顺治七年八月间，都受过多尔衮的处罚，这时恰好有机会报仇了。
多尔衮一死，何洛会即知靠山已倒，曾对锡翰说：“今上亲征，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豪格），今伊等岂有不杀我而反容我耶？”何洛会的下场是被凌迟处死。其弟胡锡，明知其兄种种逆谋，不行首告，亦被处死。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何洛会是第一人。
活鼠胜死王，尽管多尔衮已长眠于地下，他还必须蒙受种种罪名。
但多尔衮在入关前后的汗马功劳，也是有目共睹，难以抹杀的，因而也有人为他抱不平。
顺治十二年（1655年），诏内外大小官员直言时政，居然有个吏科副理事（理事即郎中，副理事为员外郎）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上疏颂多尔衮之功，并请复爵号，修坟墓，乃下王大臣议论，却都为济尔哈朗及贝勒尚善驳斥。
彭说，太宗创业，多尔衮之功为冠。又与诸王坚持盟誓，扶立皇上。
驳词说，太宗创业，遴选诸王分理六曹，从未推多尔衮功为冠。皇上践位，亦非他独效忠诚。
彭说，遇奸人煽惑，离间骨肉，私谋拥戴，多尔衮却执大义，立置重刑。
驳词说，这是因为礼亲王代善遣喻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彭说，当时收拾明疆，关内外只知有摄王一人，皇上远在盛京，多尔衮若于此时进京，谁能禁之？他却迎驾入关。
驳词说，多尔衮克取明疆之前，济尔哈朗已攻克明之中后所三城。当时北京不过一空城，其他亲王也能攻克。
彭说，豪格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故之条。
驳词说，豪格无故被戕害，多尔衮收其一妃、又以一妃私與母兄阿济格。此罪尚云轻小，则何罪为大？若说议亲，肃亲王豪格难道不够亲吗？
彭说，私匿帝服御用等物，想必由多尔衮传谕织造，迟早送至御前，只是暂贮王府。
驳词说，多尔衮侍女已密属潜置棺内，后经首告而搜出，并非暂贮。
彭说，方今皇上力求安宁，而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
驳词说，多尔衮在日，岂无水旱之虞，而且现在也并无风雷之警，怎能以《尚书·金縢》的故事比拟？
又如援引周公辅成王事迹，尤属乖谬。周公诛管蔡，因为管蔡通武庚而叛，肃亲王豪格难道也曾叛反？多尔衮企图纳肃王之妃，周公曾有这种行为吗？多尔衮为了建避痘处所，私动内帑，苦累官工，“周公又有此行乎？”驳词是用十分严正态度写的，却使人看了为之莞然。
最后，对彭长庚、许尔安的处分是：本应论死，从宽流放宁古塔。
彭、许都是小官，也不是多尔衮的亲信，说明当时对“多案”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只是有的人不敢声张。而原来和多尔衮接近的，说不定掉过头来反击旧主了。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葺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扫。其墓在今北京东城区新中街一带，上谕中说的“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即指其地。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又曾下谕，谕中有这样几个要点：
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不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铎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于是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多尔衮失去的一切都得到了补偿。谕旨的措辞倒很公平得体，既指出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他的蓄谋篡逆。谕旨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宵小奸谋如苏克萨哈等，而与顺治帝及济尔哈朗等人毫无关系，虽不公平，但在当时，只好这样说，否则，这一案便翻不成。应该体谅乾隆帝的委曲用心。
说来说去，还是皇帝最有翻案的权力。
（摘自《清宫玄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