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汀试院内的那间小屋，曾经囚禁过一个高贵的灵魂。我轻轻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着当年瞿秋白伏案书写的情形——他凝神而思，应该不是奋笔疾书，而是从容不迫地书写着，这是他全部笔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书写，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话》。
把压抑多年的心曲倾诉过后，他感到一身轻松，无比痛快。几天后，他神态自若、甚至带着几分潇洒，走向了刑场。在途经中山公园凉亭时，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对手”宋希濂备下酒菜，想最后一次劝诱瞿秋白“回头”。瞿秋白淡淡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只见他气定神闲地自斟自饮。饮罢，走到一处坡地，环顾四围，说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块青石，盘腿而坐，饮弹就义。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时只有36岁。瞿秋白以异常的清醒和冷静，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种种不足，他条分缕析地写下自己种种不会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写下了自己种种没做到、没做好、没做成的事情。
这个年轻的文人，可以把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翻译得“信达雅”，可以把《国际歌》率先介绍到自己的祖国，可以在理论上为新生的共产党提供丰富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编《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参与编辑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党举行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亮剑”;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代之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勇敢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委派去组织秋收暴动……
瞿秋白终究是一个文人——这是他在临终之时对自己一生的“定位”。他在《多余的话》中虽历数自己一生的种种可笑可叹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却对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几分自许甚至几分欣慰。
事实上，在瞿秋白最紧张最繁忙的岁月，他依然会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学问题——“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
瞿秋白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后，曾一度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員，他对这件文化事业非常上心，他写道：“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终于部分地实现了自己当教员、办教育的梦想。对此，他颇为欣悦地写道，“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党的委派，与鲁迅先生一道谋划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这或许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缘”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却在文学上“得意”的宝贵时光。
他们之间虽年龄差距甚大，但却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就在他返回苏区之前，一直是在鲁迅先生家里躲避着敌人的追捕，朝夕相处半年时光——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时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对联——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纪念馆里见到了这副对联的真迹，这才发现鲁迅写的上下款都用了笔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怀，这是同为革命家的两个文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挚的心灵告白！
在临终之际，他宁可把自己所有的缺点、毛病、错误乃至他自称的“罪过”，统统剖开给世人看，也不愿“枉抛心力做英雄”——他说：“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从古至今，有谁曾在诀别生命之时，写下过如此襟怀坦荡、无虚无矫的文字？有谁能做到如此真诚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隐秘？又有谁能如此毫无惧色、无遮无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呈交给历史的祭坛，听任时人、世人和后人的评判？
这就是文人的品节，这才叫文人的风骨！
（摘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