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要做时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虽不小，但大部分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但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时，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便混入众书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我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得先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可以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几经洗礼，这套书无污损，无缺册。我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上等待捆扎，这时我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我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我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1807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都从马上得天下，也知道以后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搬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了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趁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書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嘛！”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之作，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杨 光摘自作家出版社《告别阅读》一书，马明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