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臂一呼，群起响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7月11日和15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和闻一多在云南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在上海的宋庆龄惊怒交加，愤而发声，于7月22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推动政治协商。
从辛亥革命中跟随孙中山一路走来，宋庆龄与各界民主人士都有深厚交往，以其身份和魅力凝聚起广泛的民主党派。这份《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史良等一大批人士群起响应。
翌年10月，一批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汇聚香港，筹备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该组织将包括“大同盟”、“小民革”、民联、民促、孙文主义同盟等团体。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筹备期间有很多不同意见。为此，李济深分别征求宋庆龄和正在美国的冯玉祥的意见。
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建议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虑及宋的安全，在港民主人士没有公布其建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名字由此定下。
与何香凝：同为“亲受孙中山临终嘱言的人”
在民革创始人中，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关系最为亲近。1914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宋庆龄与何香凝此时就结下了战友情谊。此后几年间，她们随孙中山、廖仲恺风雨兼程，投身革命。
1925年是她们生命中的至暗时刻。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一个月前，何香凝听闻孙中山病重，便从广东赶到北京照料陪伴宋庆龄。3月11日下午，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将宋庆龄托付给何香凝：“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視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何香凝含泪答应。从2月到4月，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这位年长15岁的大姐始终陪伴着悲痛中的宋庆龄。
是年8月20日，何香凝也陷入了丧夫之痛——廖仲恺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人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她们为完成孙中山的遗志，紧密配合，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活动和抗日救国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何香凝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军人“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两人一起为十九路军募集物资;1938年，二人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
1949年以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皆长居北京，关系更为亲厚。
1937年6月25日，一纸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等共16人签名的具状送至苏州高等法院。这一天，是“七君子”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后，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日子。
第二天，宋庆龄等人向上海新闻界作书面谈话，表示自己“准备随时进监狱去，我们并且发起了一个救国入狱运动，我们想用一切方法来争取救国无罪”。“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国罪，如果爱国就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再有人敢去爱国吗？假定人人不爱国，试问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没有？”
7月5日一早，宋庆龄提着一只手提箱，撑起一把油纸伞，从上海出发前往苏州。车抵苏州，她和胡愈之、胡子婴等其余11人直奔法院，自请入狱。法院上下都慌了手脚，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一度不敢与宋庆龄见面。到了晚上，宋庆龄终于见到了狱中的沈钧儒、史良等人，她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震撼人心，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学生团体等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一时间，苏州高等法院接到了雪片般投来的具状，均是各界要求与“七君子”同罪之诉。宋庆龄的举动甚至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英国哲学家罗素等都发表声明或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7月31日，入狱八个多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创始人沈钧儒而言，宋庆龄不仅是营救他出狱的人，更是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早在1926年，宋、沈就被一同推举为中国济难会名誉理事。1933年，二人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的身份共同营救过廖承志、陈赓、罗登贤等共产党员。1936年，为把各地分散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推动全国各党各派的联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这是当时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的一个重要组织，也是日后整体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早期名称）的团体。
1981年5月17日，91岁的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听闻宋庆龄病情加重，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匆匆赶到宋庆龄的住处看望。对营救过、影响过自己的宋庆龄，许德珩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始终心怀钦佩、尊重有加。
宋庆龄过世后，他在纪念文章中回忆起1918年的暑假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上海到莫利哀路拜见孙中山并初次见到宋庆龄时的情景。那次畅谈后，许德珩随即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并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在火烧赵家楼时，许德珩是被捕学生之一。当时，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援助电报。这是许德珩第一次得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营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公开叛变。当时，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许德珩应恽代英之邀，从广州来到武汉，重新投身革命的洪流。宋庆龄也在武汉，参与国民党的一些决策，并且热心培养妇女革命干事。这期间，宋庆龄与许德珩有过几次见面。就在蒋、汪叛变之际，宋庆龄公开宣布与叛徒们决裂，她严正声明“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这给革命低潮期彷徨苦闷的许德珩指明了方向。曾这样记录那时的心情：
我当时读了她的声明，深受感动，从中获益良多，使我意识到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必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之后，宋庆龄赴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发声，又一次影响了许德珩，“她坚定的立场、果敢的行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2年12月，一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议蒋介石卖国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许德珩，在北平被秘密逮捕。宋庆龄在上海获悉后，立刻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营救。
当时，正是他们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时，许德珩成了同盟营救的第一批政治犯。
从孙中山去世到新中国成立的20多年中，身处时政乱局中的宋庆龄，以自己的气度和使命，影响了数之不尽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广泛团结和联络海内外知名人士，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她是一盏明灯，凝聚起多方力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