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身材瘦、表情比较严肃，毕飞宇经常被人往“文坛劳模”的方向靠，但他十分诚恳地表示：“中国文坛两大懒汉，余华和我。”相比之下，余华写的字数还多一些，毕飞宇今年55岁，出版的小说加起来，不到300万字。
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毕飞字的文集，9卷，责编说，再加一本谈话录吧，凑个整。那一年，毕飞宇50岁。老实讲，这个年纪做谈话录有点过分，可是按捺不住“蓬勃的虚荣心”，他当即就答应了。于是，有了这本《小说生活》。
这本书原名《牙齿是检验生活的第二标准》，毕飞宇自己起的书名，近日再版，正式更名为《小说生活》。在书中，毕飞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谈了成长、阅读、写作历史……似乎是要把“前半生”都说清楚。
“我们也许可以从古希腊谈起，一直谈到存在主义，但我坚信读者想从我这得到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非常具体的、和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文学。”所以，读者在《小说生活》里看到的不是小说、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具体的那个叫毕飞宇的人。
回首谈写作最大的体会，毕飞宇说了一句心灵鸡汤般的话，“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最重要”。
在写《推拿》之前，毕飞宇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平原》。写完后，自我感觉非常好，所有朋友也都跟他讲，老毕你这个小说一定能得“茅奖”——他自己也这么觉得——结果，没评上。当时的毕飞宇还年轻，把奖看得也重，得知落榜，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几分钟，“坐在那想，我怎么就没得奖”，又抽了几根烟、喝了几口茶，心情才慢慢平复。
写《推拿》的时候，毕飞宇心理建设做得特别好，他对自己说：“兄弟你就是一个乡下孩子，你从乡村出来写了《玉米》《平原》，对这一段生活表达得特别好。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喜欢的事情，至于茅奖是不是要宏大题材、史诗模式……什么奖不奖的，好好写！”
《推拿》不长，十几万字，只写了一个小小的盲人推拿中心，后來被娄烨改编成同名电影。当时有人说，这是毕飞宇用短篇的方式写了一个长篇。“这句话是讽刺我的，没几年后成了让我非常骄傲的一句话。”毕飞宇说，“我用短篇的方式，把长篇那么复杂的人际、内容写得一点不乱，这是我的一个创造。”
毕飞宇说：“中国人的文学思维都被‘史诗’带坏了，我把这种思维叫‘茶馆思维’。作者给读者提供一个茶馆，里面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历史时期接着一个历史时期。但我觉得，常识，日常生活，永远值得小说家去凝视、研究。”
后来，《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宏大感，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人忽略的角落。用毕飞字的话说，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要把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下。
“我所有的写作目标，就是让事情变小。”毕飞宇说，“如果一个小说家最后发现了人类命运，这是他的灾难，这是一个吓唬人的、虚荣的、可耻的作家。一个好作家，要让读者发现人的生命、内心。不然，读者去看哲学史、历史就好，看小说干什么呢？”
毕飞宇的不少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推拿》《青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也从不掩饰对影像的喜好，“我特别渴望北京电影学院请我过去，我能大言不惭地给他们讲一讲电影。”这个愿望至今未达成，他快“急死了”。
虽然没能讲成电影，毕飞宇倒是在南京大学讲了好几年的小说课，还出版了演讲授课的讲稿集《小说课》。他承认，写《小说课》没有做资料准备，“虽然我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可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不能因为我成了教授，出于羞愧、虚荣，就必须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教授，以教授的身份去说话。我收获了一本不完美的书，可能里面有错，但特别像我。”
尽管是光头，但毕飞宇在作家群体中依然以“颜值高”著称。他坚持健身，在南京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声——毕老师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有毅力的健身达人。但毕飞宇否认这一点：“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健身，因为我喜欢啊，我真喜欢。我不是为了让自己肌肉好看。我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就算不健身，把书稿给出版社，难道对方会说，这个作家身材不行，我们不要？”
《小说生活》初版的时候，毕飞宇和张莉通电话，谈到书中不足，俩人笑言，等毕老你90岁了，我们再谈一次。毕飞宇等着，到那个年纪，他一定更能装了，首先，就得装上他的假牙。
（金卫东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0日 图/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