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不喜欢钟伟，说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冷酷无情，好大喜功。但也有许多人谈起他眼睛就发亮，称赞他坚定勇敢，多谋善断，敢说敢做，治军、打仗都有一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也许双方都有道理，即使在钟伟去世以后，笔者听到的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评价。
钟伟和一位老干部率部在一次战斗中中了敌人的埋伏，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情况十万火急。这位老干部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比钟伟资格老，当时是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而钟伟是49军军长。老干部要带部队撤，钟伟不同意。他说：“千万不能撤，一撤大家都完蛋。”老干部说：“我是副司令，你得听我的。”钟伟拔出枪顶住他的脑门：“娘的，再说撤我就毙了你。”
另一次，我军一个营被国民党军包围了。另一个营奉命去解围，没有成功，退下来了。彭德怀闻讯大怒，对钟伟说：“把这个营长毙了。”钟伟连声答道：“好，好……”说着，把这个营长推出门外，拔出枪“啪”的一声，子弹从营长耳旁“嗖”地飞过，营长吓得尿湿了一裤子。钟伟说：“你快走吧，彭总要枪毙你。到老乡家躲几天，千万不要露面。”结果钟伟自己带部队把那个营长救出来了。
能打还能“抢”。1947年秋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5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車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每次战前，他让战士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结果到处都是“5师缴获”的条子。有些武器和仓库本是别的部队缴获的，也被贴上5师的条子。有时官司打到“东总”，兵荒马乱的，也没留人看守，怎个说得清？钟伟却振振有词：“有条子为证。”
打完仗，他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潇洒去了。这天下事没有钟伟不敢干的。
他几乎和哪个搭档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不然就骂娘。1939年6月，钟伟被分配到李先念麾下的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任政治委员。由于与上头意见分歧，一气之下，他带着爱人、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跑了。钟伟一行从湖北京山走到苏北阜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爱人刚生过孩子，走不动，就用担架抬。其间还打了几仗。在苏北，黄克诚收留了他，他先当支队司令，后当副旅长、旅长。李先念那儿正在批判“逃兵”钟伟时，却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旅长钟伟的名字，全支队哗然：“逃兵怎么当了旅长？”
他好的时候，真了不起，谁也比不上他;他坏的时候，谁都不如他“狠毒”。在苏北，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说：“你去告诉他，一个小时打不下，提头来见。”警卫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由于这次攻坚我军伤亡很大，钟伟一气之下命令把俘虏统统毙了。
打文家台，我军抓了大批俘虏，但就是找不到国民党新5军军长陈林达。因为敌人在被俘前许多当官的都化装为士兵，钟伟说：“这好办，把俘虏集合起来跑步，快快跑，把掉队的统统给我抓起来审问，当官的肯定跑不了路。”这一招还真灵。刚开始跑，就有一个大胖子掉队，上气不接下气。一审查，原来是陈林达的副官。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胳膊上套着12条金项链的陈林达。
1967年夏，安徽合肥，“文化大革命”带来史无前例的武装 大对抗。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时任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 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出言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这般，一番耳语，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
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1968年1月18日深夜，一辆军用卡车驰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一座四合院。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在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支黑洞洞的手枪顶住胸口：“不许动，不许叫。”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搜索。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无人应。
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北京军区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冲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长子钟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蹦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事件得到彻底的平反。
1979年，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平反文件。1980年，经中央批准，钟伟离职休养。
据说平反后，他去找老首长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据说从此以后，他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终年73岁。
这是临终前钟戈挥与他的一段对话——
“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怎么才能打得赢？”
“你先用一个营堵住敌人两个营，然后用自己的两个营打敌人的一个营。吃掉这个营后，想办法把另两个营分割开来，再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然后再打。”
“再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先跑，敌人就要追。敌人不会跑得一样快，必然有快有慢。这时候你突然停下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以后再跑，再回头打。如此反复，就可以把敌人消灭。”
“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个营可以抵两个营的战斗力……”
这样的回答儿子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但他还是要问，还是要听。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话题才能在父亲行将就木的躯体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强心针还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