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剧里，常能听到一句话，说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表示当官的人即使不贪赃枉法，几年功夫，也足以搞到“十万雪花银”级别的巨量财富。
这种说法，究竟是事实陈述，还是修辞夸张？
在中国古代，地方官的俸禄不算高，但大多数时候，都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汉代官员俸禄通常是“半谷半钱”。地方官中，郡守属于高官，秩两千石（“石”的多少代表官秩大小），月俸为粟米120斛（1斛约合13.5千克）和1.6万钱;县令（管理万户以上大县）秩六百至一千石，县长（管理万户以下小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比郡守差很多。
进入唐代，官员俸禄扩展为四项，即禄米、俸料钱、职分田和禄力。地方官层面上，州刺史分三等，为从三品、正四品上和正四品下;县令多达六等，最高的是京城所辖各县的县令，位在正五品上，最低的下县（千户以下的县）县令，不过是从七品下。
唐代后期，藩镇常常自行加税，地方官俸禄增长很快，甚至有些“州刺史月俸至千缗”。由此京官大都希望外放，薛邕由左丞贬为歙州刺史，家人竟然“恨降之晚”。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有诗说，“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生活得相当富裕。
官员俸禄在宋代有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实物为主，转向为以钱币为主。按《嘉佑禄令》的规定，州刺史的月俸是钱100贯、粟50石，以及职分田6～20顷;县令的月俸是钱10～30贯、粟3～5石，以及职分田4～6顷。此外，朝廷还发给钱币、衣料、柴薪等补贴。
对比唐宋官员俸禄，可以发现，到了北宋中后期，地方官的钱、粟收入都超过了唐代。但是官员开支大，一人俸禄常常要养几十口人，有时候也不免困顿。
到了电视剧中经常表现的明清时代，官员才开始“赚银子”。
朱元璋实行“薄俸”政策，官员正俸仅有禄米一项，正四品的知府每月领米24石;从五品的知州每月领米14石;正七品的知县每月领米7.5石。从粮食数量上看，明代地方官领的不比唐宋时期少，但事实上，禄米并不实发，其中相当一部分要折为宝钞、绢布或银两。
按照规定，宝钞1贯折米1石，后来宝钞急剧贬值，有如废纸;绢布1匹折米13.3石，差不多是市價的10倍，将禄米折为宝钞和绢布发放，使官员俸禄大为缩水。
明代中后期，官员俸禄折银发放，使官员的实际收入进一步下降。朝廷按非市场价折算后，地方官的月薪是，知府白银5.17两、宝钞153贯;知州白银3.14两、宝钞83贯;县令白银2.29两、宝钞30贯，此外每人每月还可领禄米1石。有学者按成化年间米价，即白银0.47两/石、宝钞94贯/石计算，可知知府、知州、县令每月实际收入分别是米13.6石、8.5石、6.1石，和法定的俸禄相比，缩水多至一半左右。
仅靠俸禄，明代的一些知府、县令等中下级官员不免困顿。比如，杭州知府陈复死后，家人无钱装殓，多亏同僚接济，才得以下葬。
清代官员的俸禄同样不高，以月俸来说，从四品的知府是白银8.75两、米4.4石;从五品的知州是白银6.67两、米3.33石;正七品的知县是白银3.75两、米1.9石。这个标准仅比明代略高一点，如果再考虑几百年间物价的上涨，清代官员可真是“清贫”至极了。
然而，古代地方官的合法收入，远远不只是有数的俸禄。
在讨论古代官员的其他合法收入之前，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使只有以上列举的俸禄，地方官收入也已远远高于他们治下的百姓。
在汉代，一个家有百亩地的农民，年收粮在百斛左右，交完田赋、口赋、算赋、更赋等后，所剩无多，而当时一个收入最少的县令，年俸中包括的粮食就有240斛。
明代地方官俸禄实发虽少，但也足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虽然有可能捉襟见肘），如谢肇淛所说，“今外官七品以上，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
再以清代为例，一名劳工的收入除了东家供给的饮食外，一年收入大概是白银5～10两，而县令的法定年俸是白银45两，相当于前者的数倍。
俸禄之外，古代地方官的其他合法收入，多种多样。
一是皇帝赏赐。在汉代，每逢四时节庆，皇帝都会对百官大加赏赐，如杜延年“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赀数千万”。相对来说，地方官获得赏赐的机会较少，不过只要政绩突出，朝廷也常常会“增秩赐金”。颍川太守黄霸就曾因政绩突出，被赏赐“黄金百斤”（1斤黄金相当于1万钱），这大约相当于他5年的年俸。
二是免除赋役。按照汉代法律，“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为”，即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在任期间，全家只需要负担军赋，其他全免;将军和秩二千石以上官员，在退休后，可继续保有此项特权。
在明代大多数时候，官员都有免役特权，其中京官全免，地方官免一半。“一条鞭法”实行后，徭役并入田赋，官员名下的土地随之也不必再缴纳赋税。
三是变相补贴。为了改善官员生活，历代朝廷都会在俸禄之外，给官员一些变相补贴。
宋代各级官署都有专门的办公经费，称为“公用钱”或“公使钱”，交官员自由支配。自北宋中期，这笔钱被随意用于官员间的相互馈赠、请客，成为惯例。
在明代，朝廷按照不同品级，会给每名官员分配若干个“随从皂隶”，这些人要想免除劳役，每人一年需要缴纳白银12两，称为“柴薪银”。按照规定，分配给知府、县令的“随从皂隶”都是4名，那么他们一年可获柴薪银48两，相当于1～2年的年俸。
到了清代，补贴名目更加繁多。放在明面上的有“养廉银”，一个知府每年能领取白银1200～4000两，一个县令每年能领取白银600～2000两。
私下里又有各种“陋规”，包括“火耗羡余”（州县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多征的部分）、奇零折算（将百姓纳税时多出的零头归公）、操纵汇率（以高于市场的银钱比率，折算百姓上缴的铜钱），以及乱征杂税等。
这些收入名义上全部充作衙门公费，因此收受“陋规”通常不被视为贪污。
学者张仲礼发现，依据当时宗族要求族中官员捐款的额度表，知府要捐的款项比县令多50%，于是他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推算，知府每年的额外收入至少在白银5万两左右，大约是其固定薪俸和养廉银总额的20倍。
综合来说，中国历代地方官的俸禄不高，常常有人“哭穷”，但事实上，他们的俸禄收入已远远高于治下百姓。再加上官员本身的特权及额外收入，地方官基本都能过上较好的生活。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乃是毫不夸张的现实。
（摘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