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光武帝刘秀外出洛阳城打猎，回来时已是深夜。依照法令，时辰一过，城门便不得随意开启。不过刘秀是皇帝，显然并没意识到法令还能管到自己，身边的人恐怕也没有这样认为的。车驾来到上东门时，看守城门的官员叫郅恽，任凭外面人声鼎沸、反复叫唤，就是坚持“拒关不开”。刘秀让身边的随从亲自去协商，提出可以先打开一道缝，让郅恽从门缝中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皇帝的车队、皇帝的亲信。郅恽却表示：“灯火辽远，无法看清。”仍然拒绝開门。不得已，御驾车队只能掉头，绕到了东中门。东中门的守官没有郅恽那么较真，一听说皇帝的车队来了，赶紧大开城门迎了进去。
第二天，刘秀还没来得及回想昨晚这桩令他大失颜面的事情，郅恽倒是主动上书了。或许是为了照顾皇帝的情绪，他没有再提起不给刘秀开门的缘故，而是重点指出：“昔时周文王不敢沉迷游猎，以万民为忧。如今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奏章呈上去后，刘秀看了大为感慨，随即下令赐予郅恽布百匹，同时将东中门的守官贬放到了参封县。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郅恽拒关”的故事。其实，与郅恽有关的，远不止这个故事。郅恽以敢于谏言出名，但刘秀却不是他进谏的第一个皇帝。早在王莽篡位时，郅恽就曾向王莽上书，说道：“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奉劝王莽将帝位归还刘氏。王莽阅后大怒，当即下令对郅恽以大逆之罪收系诏狱。所幸后来遇到大赦，郅恽才得以出狱，但从此流落江湖，直到刘秀建立东汉，平定天下，方又重新出仕。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此次拒关事件，刘秀对郅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日后予以重任，总算使其人生有了一个欣慰结局。
过了 50 多年，到了汉和帝时期，郅恽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郅寿继承乃父遗风，同样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由于得到之前汉章帝的器重，郅寿历任冀州刺史、尚书令、京兆尹，此时又任尚书仆射，掌管机密，职权极重，连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窦宪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甚至让门生送书信给他，有所请托。窦宪是窦太后的哥哥，兄弟几人倚仗窦太后为后台，把持朝政，无所不为，“朝臣震慑，望风承旨”。偏偏郅寿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个犟骨头，不但不买窦宪的账，而且一看到窦宪请托的书信，当即把送信之人绑缚诏狱。此外，郅寿还屡次上书，痛陈窦氏兄弟恶迹，将之比为王莽，敦请朝廷加以警戒。几次冲撞下来，窦宪大怒，终于找了个借口诬告郅寿，并逼迫郅寿自尽而死。
郅恽父子，一个先辱后荣，一个先荣后辱，人生境遇如此蹉跎反转，实在不能不令人嗟叹。而通过父子二人不同的命运，再回过头来看郅恽拒关的故事，也仿佛使人更有不一样的体会，即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不是秉公执法、敢做敢言的郅恽，而是不动声色、深沉宽厚的皇帝刘秀。
同样是指陈时弊、发表意见，郅恽遇王莽而困，遇刘秀而生，郅寿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直接被窦宪逼入绝境。这也告诉我们，敢于直言，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遇到什么样的进言对象。如果这个对象足够包容、从善如流，那么不但无后顾之忧，而且还会受到鼓励;而如果这个对象没有如此雅量与气度，则直言不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试想，如果刘秀也是如王莽、窦宪这般老虎屁股摸不得，则郅恽又怎能求得善终？同样，如果郅寿遇到的是刘秀一般的贤君明主，则不但将安然无事，恐怕还会因祸得福、大受褒奖。
其实，早在郅恽之前，远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反复探讨过邦“有道”“无道”的问题，其中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其实说的都是，形势比人强，可以为则为，可以言则言，同样，可以止则止，可以藏则藏，否则，不但言而无益、行而无果，而且可能自讨苦吃、自受其咎。
（摘自《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