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年）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錢、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王朝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有一个著名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摘自“最爱历史”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