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嘉言，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江西南昌人，晚号西昌老人。自小聪明，清史稿载，喻嘉言“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
喻嘉言虽才高志远，但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崇祯年间，他以副榜贡生到京城就读时，踌躇满志，希望因此有所作为，曾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但因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重视。喻嘉言在京城3年，郁郁不得志，只得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后值清兵入关，喻嘉言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
50岁时，他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潜心研究佛学和医学，苦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和其他医学著作。几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道路，蓄发下山，以行医为业。他医名卓著，冠绝一时，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名医”。
喻嘉言喜欢外出云游，生性洒脱。他随处行医，有关他的传说很多。一次在乡间水上行船，他无意中见一在沙岸捣衣的少女，注视良久，发现少女异样，预料她潜伏着一种叫作闷痘的疾病，且即將暴发。这种病来势凶险，几乎无药可救。出于恻隐之心，他命人悄悄接近少女，突然从背后将她拦腰抱住，用这种行为激其发怒，泄其肝火，削弱其病势，继之以药力托里排毒，促使痘疹透出，几经曲折，化险为夷，挽救了少女的性命。
一次，他路遇一口可疑的滴血棺材，凭着职业医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判断棺材里的“死人”未死，急施针术救活了难产假死的产妇母子，使夫妻团圆，化悲为喜。他还挽救过一位50多岁的众医误以为怪病的高龄孕妇。
喻嘉言还有过一段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鲜为人知的交往。钱谦益是明代崇祯年间的翰林编修、大学士。某日，钱谦益赴朋友的宴会回家，当轿子路过一座桥时，因为轿夫跌跤，致使钱谦益仆倒在地，受了惊吓，由此得了奇疾——站立时双眼上视，头眩晕像要倒翻于地，躺下时却无异于常人，多方医治不效。
钱谦益派人前往邀请喻嘉言，可是喻嘉言正好出诊。过了数日，喻嘉言得讯后立刻赶到钱府，得知致病的经过和缘由，便让管家叫来几个府中强壮有力、善于行走的轿夫，用酒饭款待，对他们说：“你们尽管吃饱喝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令你们快乐嬉戏一般。”轿夫吃饱后，他令轿夫分别站在庭院的四角，两人夹持钱谦益，合力奔走，先由东奔西，再从南奔北，然后互相更换。轿夫可以休息，而钱谦益无一刻停息。钱谦益奔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疲惫不堪，但是病却霍然而愈。
当时，还有其他被聘请来的医生在场。喻嘉言当众道破玄机：“这是因为跌下轿子时，主人（钱谦益）仆倒在地，左边受到搐摺（挫折）所致。现在扶掖他奔跑疾走，是为了抖擞经络，使搐摺的肝叶重新舒展。肝叶既复其位，那么木气敷畅，头目就安适了。此病不是药饵所能奏效的。”经过此番经历，钱谦益更加信服喻嘉言的医术“神其术，称为圣医”。
1644年，喻嘉言应钱谦益之邀，终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城北虞山脚下，并开了一间草庐医所，致力于为当地百姓治病。喻嘉言待人热情，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富贵贫贱，凡有求于他的，他都鼎力相助，尤其怜悯穷苦病人。有贫人就医，他不仅送医给药，还在药包中夹带银两，临走时常常附带嘱咐一句：“回家煎药之前一定亲自检点一下药。”加上他医术精湛，所以深受医学界的推崇。由于他的名声颇佳，不但公卿贵人慕名邀请他去做幕僚，连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常推荐他去做官，但喻嘉言早已绝意仕途，所以一概推辞不从。
喻嘉言晚年不满足于其赫赫的临证医名，曰：“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因之著书立说，广收门徒。
喻嘉言的学生颇多，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徐忠可、程云等。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喻嘉言还大开讲堂，向来自各地的求学者及同仁讲解“瘟病”，并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三本医书，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并因之确立了其医学史上的地位。此外，喻嘉言撰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方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他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