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黎，我来到巴尔扎克的故居。一走进这低矮、宁静而简朴的屋舍，一阵莫名的亲切气息扑面而来，我心里不禁响起一句话：
我把我心中敬仰的人，带回他的家里来了。
我感觉巴尔扎克真的从我心里走了出来。我看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看见他躲在屋中逃债时的神情。这几间路边小屋，屋顶比路面还低。他选择在这个地方居住，是因为此处不易被追债的人发现。但他一定还是常常心惊肉跳地躲在窗帘后边朝外张望。如果是不多的几个密友来访，他就隔着这薄薄的门板侧着耳朵去听敲门声是不是事先约好的暗号。
我还看见他站在小院里凝思。浓密的花木和树叶的气息包围着他。他身上裹着大氅，瑟缩着肩膀，这不正是罗丹为他雕塑的那个样子吗？他是由于衣单身冷，还是从心底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孤寂与彻骨的寒凉？
更深露重，絕不会有债主出现。他就用这个有深红色花边的瓷壶来煮咖啡，传说他一天至少喝一公斤咖啡。在强烈的咖啡因的刺激中，他锐利的思维一下子刺穿了那遮蔽世界的丑恶黑幕。于是，他入木三分地写下了19世纪中期巴黎人形形色色的风貌。这把大椅子正适合他壮硕的身躯，但他的桌子为什么这样小？他俯下的肌沉肉重的前胸几乎要把书桌压垮。然而，他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小桌子上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创造出文学史上那难以逾越的高峰。
我拉开他的抽屉，里边空无一物。
曾经在一个深夜，一个梁上君子潜入这屋内，也拉开了抽屉，但摸了半天也摸不到一分钱。巴尔扎克在隔壁的卧室里听到了，便说：“别找了。白天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法郎。现在这么黑，你更不可能找到了。”于是，那小偷惭愧地离去。
我笑了。陪我参观的卡尼欧馆长问我笑什么。
我想说“巴尔扎克就在这儿”，但我没说，我怕这话被他当作笑话。但这个对巴尔扎克极虔敬的年轻馆长，好像在我的神情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把我领到地下书库，去看巴尔扎克的藏书。他还特意叫我动手去翻一翻巴尔扎克自己出的书。我知道巴尔扎克在写作之前曾发誓要创立一个出版社，并致力于出版一种袖珍版的小书，但由于经营不善，背上了如山的债务，以致终身难偿。于是我的手在抚弄这些书皮时，热辣辣地，仿佛触到了这位文豪一生的挫折与苦难。我之前从没有触摸过这样布满针芒的书皮！但是卡尼欧为什么叫我亲手翻一翻这些书呢？他是不是也知道只有切实的触摸，才有真切的感受？由此，我的问题便鱼贯而出。尽管以前我对巴尔扎克十分熟悉，但总觉得隔着很大的时间与空间，为什么到了这里，完全没有了距离感？他普通、真实、活生生，同我面对面站着，甚至一伸手就可摸到他那又大又重的身躯。凡是他书中有的，这里都有;他书中没有的，这里也有——这便是他自己。为什么从作品理解作家，远不如从作家理解作品来得直接与深入？到底是作品大于作家，还是作家大于作品——或者说，只有把作家与作品融在一起，才是最完整的作品呢？
原来故居也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我问卡尼欧馆长，为什么故居内陈设的巴尔扎克生前的物品不多。
他告诉我，巴尔扎克在这里生活了7年（1841—1847），此后他在巴黎市中心买了一处房子，就搬到那里去了。但他只在那里生活了3年便患病辞世。他只活了51岁——肯定是被债务和写作压垮的。他死后，全部遗物都被妻子卖掉，而他那幢房子也早已被拆除。卡尼欧说，他那些失落的遗物肯定还在什么人家里，但是谁也无从得知了。于是，巴尔扎克又给我们留下一片空白——这可不是物质的空白，而是一种身后的苍凉。这样一来，把我们与这位一百多年前不幸的大师又拉近了一步。
这是唯有故居才能给我们的感受与启示。
（秋水长天摘自译林出版社《巴黎，艺术至上》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