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猴子为什么始终是猴子呢？因为猴子不肯站立。每一次，产生一只试图站立行走的猴子，都因众猴不容而夭折。晚清驻外使节力主学习西方，就如同那只意欲站立行走的猴子。这从郭嵩焘、曾纪泽与薛福成的遭遇，即可看出端倪。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第一位走出国门，代表政府对外行使外交权力的驻外使节郭嵩焘，被迫称病请辞，黯然回国。称病请辞当然是一种托词。在这之前，副手刘锡鸿，在使馆跟郭嵩焘叫板，说“这个京师之内，被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刘锡鸿的猖獗，绝非胆大妄为，这让久经宦海沉浮的郭嵩焘，明白了上边的意图。
说到底，引爆官场上下一致“不容”，源头就是郭嵩焘从大清到英国沿途见闻《使西纪程》一书。此书详细记录途经各国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制度改革，尽可能让朝廷上下，以及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然而，此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朝野上下口诛笔伐。言其对外“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歸心”！对郭嵩焘言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翰林院侍讲李慈铭，大骂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一片骂声中，朝廷顺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由，逼迫郭嵩焘称病请辞。
接替郭嵩焘驻外使节的曾纪泽，是洋务运动推动者曾国藩之子。深谙官场规则，笃信“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曾纪泽，决定走“避虚就实”之路，着力研究出使国的历史、国情，以及其工、商业间相互影响及社会运作情况。运用国际法，解决清政府与其他国家间发生的一切。
然而，避虚易，就实难。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作为驻法公使，既要按国际法与法人争辩，又要按朝廷规则，申明与法国人争辩的理由，终成“备御六策”。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从订造“致远”“靖远”舰，到舰艇投入使用的一系列环节，都必须一一亲自操办。
一个“实”字，终于让意欲站立的曾纪泽，在五十一岁这年，生命戛然而止。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力求在郭嵩焘的启蒙和曾纪泽的器物之间，开一条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寻求破解和深化。《通筹南洋各岛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疏》《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的相继签订，展示出薛福成既坚韧又灵活多变的谈判才华。
可惜，薛福成也没逃脱被“咬死”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任满回国，病逝于上海。其《观巴黎油画记》，慨叹“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揭示中西对伤疤的态度，西夷“‘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
对伤疤讳莫如深，是怕站立的猴子看见远方。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以及梁启超、孙中山们前仆后继的站立，都昭示一个道理，与其鼓励猴子勇敢站立，不如打造可以容忍站立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