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桂芬，今年四十二岁，在城里做住家保姆。说好听点是家政服务，说难听点就是伺候人的。我干这行八年了，伺候过瘫在床上的老太太，也伺候过刚出月子的产妇，还伺候过一对天天吵架的小夫妻。每份活儿都不长，短的三五天，长的也就一年半载。干保姆这行就这样，人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个人，不需要了你就是个多余的。
去年秋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姓陈的雇主，五十一岁，丧偶，独居，腿脚不太利索但能自理，想找个住家保姆，主要做饭打扫，陪着说说话。工资给得比别家高，一个月六千，管吃管住。中介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点别的意思，我听得出来。我说“我先去看看”。
陈先生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喘了半天，敲门的时候还在喘。门开了，一个瘦高个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花白，脸上皱纹不多，但眼袋很重，像好久没睡好觉。
“刘阿姨？”他声音哑，像是刚睡醒。
“陈先生好。”
他把我让进去。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但看得出是一个人住久了的冷清。客厅茶几上摆着一摞药盒，降压的、降糖的，还有一瓶速效救心丸。沙发上搭着条毛毯，皱巴巴的，像是刚掀开。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在对面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有点拘谨。“我腿不好，去年做的手术，现在走路慢点还行，但不能久站。做饭打扫我自己弄不了，就想找个人搭把手。活儿不重，就是做个饭，扫扫地，偶尔陪我去趟医院。”
“行。”我说，“我试试。”
当天我就留下了。他给我腾了间卧室，在卫生间旁边，不大，但朝南，有窗户，阳光能照进来。他帮我把床垫翻了个面，又去楼下超市买了床新被子，说“旧的别嫌弃”。我说“不嫌弃”，他就笑了，笑得挺不好意思的。
头几天我们都不太自在。我做我的饭，他吃他的药，除了“吃饭了”和“药吃了吗”，没什么话。他饭量小，我做得多了他吃不完，又不好意思剩，硬撑着吃，吃完在沙发上坐半天。后来我少做点，一盘菜分两顿，他反而吃得香了，跟我说“你做饭比我媳妇做的好吃”。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低头扒饭。我装作没听见，收拾碗筷去了。
他媳妇走了三年，癌症。这事是中介告诉我的。他家里到处都有他媳妇的痕迹——阳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浇水的小壶上贴着个粉色标签，写着“妈妈的”；卧室衣柜里还挂着几件女式外套，他没扔，也没动，就那么挂着；冰箱上贴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老陈，降压药在抽屉第二层，别忘吃”，字迹娟秀，日期是三年前。
我没问他这些事。做保姆的，嘴要严，眼要瞎。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但他有时候会自己说起来。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忽然说“这个红烧肉我媳妇也爱做，她爱放糖，我不爱吃甜的，她就少放，后来干脆不放了”。或者说“这盆多肉是她养的，她走了以后我浇水，浇死了好几盆，就剩这一个还活着”。
他说这些的时候不看我，看着碗里的菜或者阳台上的花。我也不接话，就听着。他说完了，沉默一会儿，然后像忽然醒过来一样，说“吃饭吃饭”。
住到第十天的时候，下了场大雨。那天我本来要出去买菜，雨太大出不去，冰箱里就剩两个西红柿和半把青菜。我说“煮面吧”，他说“行”。我煮了两碗西红柿鸡蛋面，端到桌上。他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走得慢，我等他坐下才动筷子。面吃到一半，他忽然说：“刘阿姨，你来了以后，这屋子暖和了。”
我没抬头。“烧了暖气，当然暖和。”
“不是暖气的事。”他说，“就是有人气了。我媳妇刚走那阵，我晚上睡不着，开着电视，把声音调大，假装屋里有人。后来电视坏了，我也没修，就那么静着。你来了以后，电视不用开了。”
我放下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我不说话，笑了一下，说“我就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然后低头把面吃完了，汤也喝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说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转得我心里有点乱。说实话，我来之前没想到会碰上这么个人。以前伺候的那些雇主，要么把我当空气，要么把我当下人使唤，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把我当个平等的人说话。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我的，不躲不闪。我做的饭他认真吃，我打扫完他说“辛苦了”，我给他倒水他说“谢谢”。这些小事，别人不当回事，但我心里记着。
我离婚十几年了。前夫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人，我忍了五年，实在忍不下去，带着女儿跑了出来。女儿现在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平时电话也不多。这些年我一个人过惯了，没想过再找。四十二岁了，满脸褶子，一身毛病，谁要啊。但那天晚上我躺在陈先生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起夜上厕所的动静，听见他回屋关门，听见他又翻了几个身才静下来，我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感觉。
过了几天，他跟我说，想让我陪他去趟医院复查。我说“行”。那天早上我帮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扶着他下了楼，打了个车去医院。排队、挂号、拿药，跑了一上午。他腿不好，走几步就要歇歇，我就扶着他慢慢走。医院里人多，有人挤过来，我下意识挡在他前面。他后来跟我说，他当时看见我挡在他前面那个动作，心里热了一下。
“我媳妇以前也这样。”他说，“我腿刚做手术那阵，她天天推着轮椅陪我去医院。后来她自己倒下了，轮到我推她。推了半年，她就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等叫号。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小孩哭，有护士喊名字。他声音很低，我得凑近了才能听见。他的胳膊挨着我的胳膊，隔着两层衣服，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温度。
那天从医院回来，他累了，躺在沙发上歇着。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的时候手碰到了我的手。就那么一下，他缩回去了，我手也缩回去了。两个人都没说话。他喝了水，说“我去躺会儿”，进了卧室关上门。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手心有点发麻。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他坐在一个院子里，院子里有棵枣树，枣子熟了，他摘了一个递给我，说“甜”。我咬了一口，真甜。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躺在黑暗里，心跳得厉害。我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但我不能往那想。
第二天我刻意跟他保持距离。他说话我就应，他不说话我也不多嘴。饭照做，地照扫，药照提醒他吃。他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那天话特别少，吃完饭就回屋了。晚上我洗了碗，站在阳台上收衣服。他家的阳台朝南，能看见楼下小区里的路灯，还有远处高架桥上的车灯，像一串串珠子在动。我抱着衣服站了一会儿，听见身后有声音。回头一看，他站在客厅门口，拄着拐杖看着我。
“刘阿姨。”他叫我。
“嗯？”
“没……没什么。”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又过了几天，他儿子来了。他儿子三十出头，在省城上班，偶尔回来一趟。那天他儿子进门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挺客气地叫了声“阿姨”。我给他们父子倒了茶，就回自己屋了。但他们说话声音不小，隔着门能听见几句。
“爸，这个保姆怎么样？”
“挺好的。”
“您一个人住我不放心，要不我给您找个好点的养老院？”
“我不去。这儿住惯了。”
“那您也不能老这么一个人啊。要不……要不您再找个伴儿？我不反对。”
他没接话。我听见他儿子又说了几句，都是劝他去养老院或者再找个伴的。后来他儿子走了，我出去收拾茶杯。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茶杯，茶都凉了。
“你儿子挺孝顺。”我说。
“他是怕我一个人死在家里没人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没什么起伏。
那天晚上我做了四个菜，比平时多。他看了看桌子，说“今天啥日子？”我说“没啥日子，想多做两个”。他笑了笑，从柜子里拿了瓶酒，说“那喝点”。我不会喝酒，但陪他喝了半杯。酒是白的，辣嗓子，但喝下去身子热。
他喝了酒，话多起来。说他年轻时候在厂里上班，后来厂子倒了，他摆过地摊、蹬过三轮、给人家看过仓库。他媳妇跟着他没享过福，净吃苦了。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出来，买了这套二手房，他媳妇就病了。
“她走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他端着酒杯，眼睛看着桌子，“她说‘老陈，你以后得找个会做饭的，别天天吃咸菜’。”
我听着，鼻子有点酸。
“我没找。”他说，“找不着。谁也做不出她那味。”
他放下酒杯，看着我。“刘阿姨，你别多心。我不是把你当她。你是你，她是她。”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我扶他回屋。他个子高，压在我肩膀上沉得很。我把他放到床上，给他脱了鞋，盖好被子。他闭着眼睛，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他的白发在灯底下泛着银光，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看着比平时年轻几岁。我伸手把他额前的头发拨开，指尖碰了一下他的额头。他动了动，我赶紧缩回手，关了灯出去了。
回到自己屋里，我坐在床上，心跳得跟打鼓似的。我四十二了，不是小姑娘了，怎么还跟人家小姑娘似的脸红心跳的。我跟自己说，刘桂芬，你是来干活的，别犯糊涂。人家是雇主，你是保姆，差着身份呢。再说人家心里有他媳妇，装不下别人。
我躺下，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但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他跟我说话的样子，一会儿是他伸手碰我手的样子，一会儿是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样子。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他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两碗豆浆和几个包子，是从楼下买回来的。他看见我出来，说“今天你别做饭了，我买的”。我坐下来吃包子，他坐在对面喝豆浆。两个人谁也没提昨晚的事。
吃完早饭，我收拾桌子。他忽然说：“刘阿姨，你要是觉得在这儿不方便，我可以让中介再给你找一家。”
我手里的碗停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不方便了？”
“昨晚……我喝多了。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没有。”我把碗放进水池，拧开水龙头。“你什么都没说。”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天上午我擦窗户的时候，站在凳子上，忽然一阵头晕。我扶着窗框站了一会儿，还是晕。他从屋里出来看见我，赶紧过来扶我。“你怎么了？”他声音有点急。
“没事，可能没睡好。”
他把我从凳子上扶下来，按在沙发上，给我倒了杯热水。“你歇着，别干了。”
我坐在沙发上喝水，他坐在旁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刘阿姨，你脸色不好，今天歇一天吧。我中午叫外卖。”
“不用，我歇会儿就好。”
“歇着。”他的语气不容商量。
那天中午他真叫了外卖。两个菜一个汤，米饭两盒。他把菜推到我面前，说“你多吃点，看你瘦的”。我低头吃饭，没说话。他也低头吃饭，也没说话。但那顿饭吃得挺暖和。
下午我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从客厅探头进来看了看，说“醒了？晚上想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那我煮粥”。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听着，心里翻了个个儿。
他在厨房煮粥，我在卧室躺着。这个画面，像两口子过日子。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但我管不住自己。我起来走到厨房门口，看他弯着腰搅粥的背影。他的背有点驼，肩膀窄，衬衫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他回头看见我，说“马上好”。我说“不急”。
那天晚上吃完粥，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放着一个老剧，婆婆妈妈的，没什么意思。他看了一会儿，说“你困了就先去睡”。我说“不困”。两个人就继续坐着。电视里演到一家人吃饭的戏，他说“以前我们家也这样，我媳妇做饭，我跟我儿子坐那儿等着”。我说“我家以前也这样，不过是我做饭，我女儿等着”。他笑了一下，说“都差不多”。
又坐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刘阿姨，你要是不嫌弃，就一直在这儿干吧。别走了。”
我看了他一眼。“你儿子不是要给你找养老院吗？”
“我不去。他管不着我。”
“那……我总不能一直当保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别当保姆了。”
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我没说话。他也没再说什么。那天晚上各自回屋，我躺在床上，想起他说的那句“别当保姆了”，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他儿子又来了。这次他儿子把我叫到一边，说“阿姨，我给您多加一千块钱工资，您多费心照顾我爸”。我说“我不是为了钱”。他儿子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爸，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儿子走的时候，跟他爸在卧室里说了半天话。我没偷听，但出来的时候他儿子的脸色不太好看。他送儿子到门口，回来看见我站在客厅里，说“别理他，他就是想得多”。
我说“你儿子是为你好”。
他说“他为我好我知道，但他不懂”。
“不懂什么？”
他看着我的眼睛。“不懂我一个人怎么过的这三年。”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说没胃口。我熬了粥端到他房间，他靠在床头，接过粥喝了两口。我站在床边，看着他。他喝完粥，把碗递给我，说“刘阿姨，你坐”。
我坐在床边。
“我今年五十一了。”他说，“腿不好，心脏也不好。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不想耽误你。”
“你没耽误我。”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像洗过一样干净。“想清楚跟我这么个半老头子过日子。没多少钱，身体也不好，儿子还不一定同意。”
我说：“我离婚十几年了，什么苦都吃过。不怕。”
他伸出手，放在我手背上。他的手很瘦，骨头硌人，但暖。“那就不走了。”
我没抽手。我坐在床边，他躺在床头，两个人的手叠在一起。电视没开，屋里静得很。窗外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墙上划了一道弧线，又消失了。
后来他睡着了。我把他手里的粥碗收了，给他掖了掖被子。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关了灯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两碗豆浆和几个包子，跟前天一样。他看见我出来，说“吃饭”。我坐下来，拿起包子咬了一口。他喝了口豆浆，说“今天咱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
我差点噎着。“这么快？”
“快什么，都这岁数了。再说，领了证，你就不用睡隔壁了。”
我瞪了他一眼。他笑了，笑得眼角都是褶子。我低下头，也笑了。包子还是热的，豆浆甜丝丝的。窗外太阳出来了，照在茶几上，照在两个碗上，照在他手上的老年斑上。我忽然觉得，日子好像刚开始。
领证那天是个周四，天挺好。我们打了个车去民政局，他穿着我给他找出来的一件干净外套，我穿了件暗红色的毛衣。到的时候人不多，前面排了两对年轻人，都二十几岁，手牵着手。我们站在后面，隔了半步远。他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跟我一样，有点臊，也有点热。
轮到我们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看了看我们的身份证，又看了看我们俩，说“陈先生，刘女士，是自愿结婚吗？”他说“自愿”。我说“自愿”。小姑娘盖了章，把两个红本本递给我们。他接过来，递给我一个，说“收好了”。我收进包里，觉得那本本烫手。
出了民政局，他站在台阶上说“咱俩拍张照吧”。我说“拍什么照”。他说“领证都拍照”。我站在他旁边，掏出手机递给旁边一个过路的大姐，让她帮我们拍。大姐接过手机，说“靠近点”。我们往一块凑了凑。拍完一看，两个人都板着脸，跟开会似的。他看了看照片，说“重拍”。又找了个小伙子帮我们拍，这回他揽着我的肩膀。我没躲。照片里他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有点傻，但挺真。
那天中午我们在外面吃了顿饭，就找了个小馆子，点了三个菜。他要了瓶啤酒，给我要了瓶汽水。碰杯的时候他说“刘桂芬，以后多指教”。我说“陈立国，你也一样”。他叫陈立国，我平时都叫他陈先生，领了证才改口叫老陈。叫老陈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还是叫老陈顺耳”。
回家以后，我把隔壁那间屋收拾了，被褥叠起来放进柜子。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我把箱子搬到他屋里，他站在旁边看着我。我把箱子放下，回头看他，他走过来，抱了我一下。不紧，就轻轻搂了一下。他的下巴搁在我头顶上，硌得慌。我闻见他身上的药味和肥皂味混在一起，不难闻。我伸手环住他的腰，他的腰很细，隔着衬衫能摸到肋骨。我就这么抱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后来他儿子知道了，打了个电话过来。电话是我接的，他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说“阿姨，您对我爸好点”。我说“我会的”。他儿子又说“那我以后就叫您刘姨了”。我说“行”。挂了电话，老陈问我“他说什么？”我说“他叫我刘姨”。老陈点了点头，说“这孩子，还算懂事”。
我女儿也知道了。我给她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然后说“妈，你高兴就行”。我说“我高兴”。她说“那我过年回去看看他”。我说“行”。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觉得心里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早上我起来做饭，他起来吃药。吃完早饭他看看电视，我收拾屋子。中午我做饭，他帮我择菜。下午他睡午觉，我去楼下超市买东西。晚上吃完饭，我们下楼散步。他走得慢，我陪着他慢慢走。绕着小区走一圈，二十分钟。碰见邻居，有人打招呼，他就说“这是我老伴”。我听见“老伴”两个字，心里热乎乎的。
他腿不好，阴天下雨就疼。我学了按摩，晚上睡觉前给他按腿。按着按着他睡着了，我给他盖上被子，关了灯，躺在他旁边。他的呼噜声不大，像猫打呼。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有一次他问我：“你以前那个丈夫，对你不好？”
我说：“不好。”
“怎么不好？”
“喝酒打人。”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以后没人打你了。”
我鼻子酸了一下，没说话。
他身体确实不好。有天半夜他忽然心口疼，疼得满头汗。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救护车来的时候，我手抖得连门都开不开。到了医院，医生说是心绞痛，幸亏送得及时。我守了他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他醒了，看见我趴在床边，说“你回去歇歇”。我说“不回去”。他说“你在这儿我心疼”。我说“你少说两句我就不心疼了”。他笑了笑，没再赶我走。
出院以后，我管他管得更严了。烟让他戒了，酒也不让喝。他有时候馋了，偷偷在阳台抽一根，被我闻见就骂他。他就嘿嘿笑，说“最后一根”。我说“你上次也这么说”。他说“这次是真的”。每次都是真的，每次都不是最后一根。后来我干脆把烟藏起来，他找不着就跟我急，急了也没用，我不给他就是不给。他急了几天，也就忘了。
他儿子偶尔回来，带着他孙子。他孙子五岁，满地跑，叫他“爷爷”，叫我“奶奶”。第一次叫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后来就习惯了。小孩来了，屋里热闹得很。老陈笑得合不拢嘴，我也跟着高兴。他儿子看我忙前忙后，态度慢慢也软了，有时候还帮我洗碗。有一次他儿子走的时候跟我说：“刘姨，我爸跟您在一块以后，气色好多了。”我说“是吗”。他说“真的，以前他一个人，跟丢了魂似的”。我说“现在找着魂了”。他儿子笑了笑，说“找着了”。
我女儿过年回来了，见了老陈。老陈紧张得不行，提前三天就开始收拾屋子，还去理了发。我女儿进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我女儿叫了声“陈叔”，他应了一声，声音都颤了。那天我做了八个菜，老陈一直给我女儿夹菜，夹得她碗里堆成山。我女儿偷偷跟我说“妈，这人不错”。我说“我知道”。我女儿走的时候，老陈塞给她一个红包，她不要，老陈硬塞，说“头回见面，应该的”。我女儿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收下了。老陈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晚上多吃了半碗饭。
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快不慢。春天的时候，他腿好了点，能走得远一些了。我们有时候去公园，看看花，看看下棋的。他以前爱下棋，现在脑子还清楚，就是坐久了腿疼，所以只看不下。看的时候他在旁边支招，下棋的老头不爱听，他就跟人家吵，吵完了回家还生气。我说“你气什么，又不是你下”。他说“那人棋太臭了”。我说“你棋好，你棋好怎么不下”。他不说话了，过一会儿说“我腿疼”。我就笑，说“你腿疼你还有理了”。他也笑了。
夏天的时候，他把阳台上的多肉搬出来晒太阳。那盆多肉是他媳妇留下的，养了好几年，长得挺大。他给它换了个盆，土也是新买的。他蹲在阳台上弄土，弄得满手泥。我递给他一块湿毛巾，他说“这盆是她最喜欢的，我得给它养好”。我说“我帮你养”。他说“不用，我自己来”。我就站在旁边看着他。他蹲着弄了半天，站起来的时候扶着墙，腿有点打晃。我扶了他一把，他靠在我身上，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谁说的，你还能再活二十年”。他说“二十年太多了，再活十年就行”。我说“十年也行，我陪你”。
他看了看我，笑了笑，没说话。但我看见他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他坐在一个院子里，院子有棵枣树，枣子熟了，他摘了一个递给我，说“甜”。我咬了一口，真甜。跟上次那个梦一样。但这次他没走，他坐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暖，枣子也甜。我醒来的时候天刚亮，他还在旁边睡着，手搭在我这边。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皱纹，他的白发，他嘴角流了一点口水。我伸手给他擦了，他没醒，翻了个身继续睡。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鸟叫，心里想，这就是日子。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大风大浪，但踏实。以前我伺候人的时候，总觉得日子是别人的，我就是个旁观者。现在不一样了，日子是我的，他也是我的。虽然晚了点，但总比没有强。
我四十二岁，他五十一岁。我们都老了，但还没老透。剩下的日子，就这么过吧。做饭、洗衣、散步、吵架、和好。跟所有普通人一样。
外头太阳出来了，照在窗帘上，金灿灿的。我该起来做饭了。
第二天我起来做饭的时候，老陈已经坐在客厅里了。他穿了件新衬衫，头发梳得服服帖帖，茶几上摆着两杯豆浆和一兜子油条。我看他一眼，他说“今天我去买的，你歇着”。我没歇着，进厨房煎了两个鸡蛋。端出来的时候他正对着电视发呆，电视没开，黑着屏。我把鸡蛋放他面前，他吓了一跳，说“你走路怎么没声”。我说“是你想事想入神了”。他哦了一声，夹起鸡蛋咬了一口。
吃完早饭，他说想去趟银行。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查查账”。他腿不好，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去，就关了店门陪他。银行在镇中街东头，走路十几分钟。他走得慢，我搀着他胳膊。路上碰见刘姐，刘姐看了看我俩，笑着说“赵嫂，这是？”我说“我表哥”。老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过去以后，他小声说“我什么时候成你表哥了”。我说“不然我怎么介绍，说是我刚领证的老伴？”他想了想，说“也行”。我说“你倒是想得开”。他说“想不开能行吗，都这岁数了”。
银行里人不多，他取了个号，坐在椅子上等。我站在旁边，他拍了拍旁边的座位让我坐。我坐下来，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赵嫂——不对，现在该叫你什么？”我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他说“叫桂芬行不行？”我说“行”。他念了两遍“桂芬”，像是在试口感，念完了自己笑了，说“比赵嫂顺嘴”。
轮到他了，他走到柜台前，把存折递进去。我在后面坐着，看见他跟柜员说了几句话，然后签了个字。回来的时候他手里多了张单子，折好了揣进兜里。我问他“取了多少钱”，他说“没取，转了个账”。我没再问。出了银行，他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说“桂芬，我把我那点积蓄转了一半给儿子。剩下的够咱俩花”。我说“你的钱你做主”。他说“不是做主，是交代。万一我哪天不行了，你手里得有钱”。
我瞪了他一眼。“大白天说这个干什么。”
他笑了笑，说“不说了，走，买菜去”。他拉着我的手，往菜市场走。他的手心有点潮，但没松开。我被他拽着走，心里骂他老不正经，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但骂完了，手也没抽回来。
菜市场里人多，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挑菜不大会挑，拿起来看看又放下，回头问我“这个行不行”。我说“不行，叶子黄了”。他就换一把。买了两把青菜、一斤五花肉、几个土豆。付钱的时候他抢着掏钱，我没争。他掏钱的动作很慢，从兜里掏出个旧钱包，拉链都拉不严实了。我看了想笑，又觉得心酸。
回来的路上碰见王婶。王婶看见我们俩，眼睛瞪得溜圆。“赵嫂，这是……”
“我表哥。”我说。
王婶哦了一声，眼神在我俩之间来回扫。老陈冲王婶点了点头，说“大姐好”。王婶说“好好好”，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我知道她明天就能把这事传遍整条街。传就传吧，我不在乎。
中午我做了红烧肉，老陈吃了两碗饭。他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他以前在县里的供电所干了二十年，后来身体不行了才调到镇上。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他说“你也没问”。我说“你也没说”。他说“现在说也不晚”。我说“晚了，饭都吃完了”。他嘿嘿笑，又去盛了半碗饭。
下午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噜打得挺响。我给他盖了条毯子，坐在旁边看店。有顾客进来，我让他们小点声。顾客看看沙发上睡着的老陈，又看看我，露出那种“我懂”的表情。我懒得解释，爱怎么想怎么想。
晚上关了店，我们回家。路过烧烤摊的时候，那几个喝酒的男人还在，其中一个喝大了，趴在桌上唱歌，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老陈听了两句，说“这歌我会”。我说“你唱一个”。他清了清嗓子，真唱了两句。嗓子哑，调跑得没边了，但我还是笑了。他看我笑了，唱得更来劲，唱完自己鼓掌。我说“快走吧，丢死人了”。他哈哈笑，拉着我的手往前走。
回到家，洗完澡，他坐在床上看手机。我擦头发的时候看见他在翻相册，里面是他孙子的照片。他翻到一张全家福，是他、他儿子、他儿媳妇和孙子在公园拍的。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下了。
“桂芬。”
“嗯。”
“我儿子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
“他说，让我过年带你去他家吃饭。”
我擦头发的手停了一下。“你怎么说？”
“我说看你。”
我坐到床边，把毛巾搭在椅背上。“去就去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那我说定了。”
“说定就说定。”
他放下手机，躺下来，拍了拍旁边的枕头。我躺下去，关了灯。黑暗里他伸手过来，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比老赵的大，骨头粗，掌心的茧硌人。我让他握着，没动。
“桂芬。”
“又怎么了。”
“没事。就叫叫你。”
我没吭声。他也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匀了，手松了。我侧过身，借着窗外路灯的光看他的脸。他睡着了，嘴微微张着，眉头舒展开，看着比白天年轻几岁。我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给他掖了掖被角。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了个决定。我把老赵的遗像从衣柜上面拿下来了。那张照片是前年办的，老赵穿西装打领带，板着脸。我擦了擦相框上的灰，看了两秒钟，然后放进了抽屉里，用衣服压上了。做完这些，我站在衣柜前面，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该收了。
老陈起来的时候看见我在衣柜前站着，问我“找什么”。我说“不找什么，收拾收拾”。他没再问，去卫生间洗漱了。我听着他刷牙的声音，把衣柜门关上了。
吃早饭的时候，我跟他说：“老陈，我儿子下个月回来。”
他端着碗看我。“回来就回来呗。”
“我想让你见见他。”
他把碗放下了。“行。什么时候？”
“下个月三号。他说下午到。”
“那我准备准备。”
“你准备什么？”
“买点菜，打扫打扫。总不能让他觉得他妈妈跟了个邋遢老头。”
我笑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头。”
“是是是，我是老头。”他也笑了，低头接着喝粥。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忙活了。今天擦窗户，明天修椅子，后天又去理了个发。我看他忙前忙后的，说“你歇歇吧，又不是见丈母娘”。他说“比见丈母娘紧张”。我说“紧张什么，我儿子又不吃人”。他说“吃不吃人我不知道，但要是他看不上我，你为难”。
我听了这话，心里沉了一下。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老陈，你听我说。我儿子是我儿子，你是你。他看得上看不上，是他的事。我跟谁过日子，是我的事。”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三号那天下午，我儿子到了。他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拎着个旅行包，站在店门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瘦了，也黑了，下巴上冒了层青胡茬。他叫了声“妈”，我应了一声，把他让进来。老陈从柜台后面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这是你陈叔。”我说。
我儿子看了老陈一眼，叫了声“陈叔”。
老陈哎了一声，声音有点紧。“坐，坐。喝水不？”
“不用。”我儿子把旅行包放在地上，四下看了看店里。“妈，这店还行吧？”
“还行。”
“生意怎么样？”
“凑合。”
老陈在旁边站着，插不上话。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儿子，说“你们聊，我去买点菜”。我说“不用，冰箱里有”。他说“那我去切点水果”。说完就钻进后面去了。我儿子看着他的背影，没说话。
我给我儿子倒了杯水，他接过去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妈，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人怎么样？”
“还行。”
我儿子笑了笑。“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他对我不错。”我说，“不喝酒，不耍脾气。帮我干活，做饭也搭把手。身体差了点，但能自理。”
我儿子点了点头。“那就行。你高兴就行。”
“我高兴。”
他伸手握了握我的手，很快就松开了。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跟人亲近，长大了更不爱表达。但他能专门跑回来这一趟，就够了。
晚上我做了顿饭，四个菜一个汤。老陈开了瓶啤酒，给我儿子倒了一杯。我儿子没拒绝，跟老陈碰了碰杯。老陈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说：“你妈这人好，就是嘴硬。你多担待。”
我儿子说：“我妈是不容易。”
老陈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那顿饭吃得不算热闹，但也不算冷清。吃完我儿子帮着收拾桌子，老陈在旁边递碗。两个人配合着，没多少话，但看着挺顺。
晚上我儿子睡在老赵以前睡的那屋。我给他铺了床新被子，他躺在床上看手机。我站在门口，说“早点睡”。他说“知道了”。我关了门出来，老陈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个苹果啃。
“睡了？”他问。
“嗯。”
“你儿子挺好的。”
“还行。”
他咬了口苹果，嚼了两下。“桂芬。”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让我见你儿子。”
我看了他一眼。“你少说这些酸话，睡觉。”
他嘿嘿笑，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去卫生间洗漱了。我站在客厅里，听着卫生间里水龙头哗哗响的声音，心里头暖融融的。老赵活着的时候，我儿子回来，老赵从来没说过“谢谢你让我见你儿子”这种话。他觉得那是应该的。老陈不一样，他觉得什么都是恩赐。这种话听着酸，但受用。
第二天早上我儿子走的时候，老陈塞给他一袋子东西，有苹果、有饼干，还有两条烟。我儿子不要，老陈硬往他包里塞。我儿子看了我一眼，我说“拿着吧，你陈叔的心意”。他收下了，说了声“谢谢陈叔”。老陈摆了摆手，说“路上小心”。
我送我儿子到车站，他上车前跟我说：“妈，这人不错。你跟他好好过。”我说“知道了”。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朝我摆了摆手。车开了，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走远，心里头有点空，但更多的是踏实。
回去的路上，我给三姐打了个电话。三姐问我儿子走了？我说走了。三姐说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三姐在电话那头笑了，说“那就好”。她又说老孙闺女调回来了，在镇上上班，住家里，天天跟她抢着做饭。我说“那不是挺好”。三姐说“好什么，她做饭太咸了”。我笑了，说“你少放点盐不就行了”。三姐说“我说了，她说咸点下饭”。我笑出了声。
挂了电话，我慢慢往回走。路过菜市场，买了把芹菜。芹菜新鲜，一块八一斤，我挑了把嫩的。拎着菜往回走的时候，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走得慢，不着急。店里有老陈看着，他不会卖东西，但能看着门。我回去再收拾也来得及。
走到巷口的时候，远远看见老陈站在店门口，朝这边张望。他看见我了，朝我摆了摆手。我加快了两步，走到跟前。他说“怎么去这么久”。我说“碰见三姐，聊了两句”。他说“我还以为你走了”。我说“走什么走，店还开着呢”。他说“店不开也行，你回来就行”。
我白了他一眼。“进去吧，外面风大。”
他转身往店里走，我跟在后面。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柜台后面放着两杯热茶，是他刚泡的。我端起一杯喝了一口，烫，但提神。
日子就这么过。不快不慢，一天一天地过。我四十二，他五十一。两个半辈子的人凑到一起，说不上多浪漫，但踏实。每天早上起来，他买豆浆，我煎鸡蛋。吃完他看店，我去买菜。中午我做饭，他洗碗。晚上关了店，我们散步回家。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不说话的时候也不觉得别扭。
前几天刘姐来买盐，看见老陈在柜台后面擦货架，我在旁边嗑瓜子。刘姐站了一会儿，说“赵嫂，你这日子过得挺舒坦”。我说“还行”。刘姐说“我看着都眼热”。我说“你眼热什么，你又不是没老伴”。刘姐说“我那老伴，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我说“那你让他扶起来”。刘姐说“他不扶”。我说“那你就别扶，看谁耗得过谁”。刘姐笑了，说“还是你厉害”。
刘姐走了以后，老陈问我“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夸你呢”。他说“夸我什么”。我说“夸你勤快”。他嘿嘿笑，把抹布洗了拧干，搭在暖气片上。然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拿起一把瓜子嗑。瓜子皮落在柜台上，他一个一个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我看着他捡瓜子皮，觉得这人真是过日子的人。不嫌麻烦，不嫌琐碎。过日子不就是这些琐碎事吗。
外头太阳挺好，街上有人放鞭炮，不知道谁家办喜事。老陈抬头听了听，说“谁家娶媳妇”。我说“不知道”。他又听了一会儿，说“这鞭炮响得脆，应该是好日子”。我说“你懂这个”。他说“我懂的多着呢”。我说“那你给我说说，还能懂什么”。他想了想，说“懂你”。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人，五十一了，学人家说情话。说得也不高明，但听着不假。我没接话，继续嗑瓜子。他看我没说话，有点不好意思，低头擦柜台。擦了两下，又抬起头，说“我说真的”。我说“知道了”。他说“你知道就好”。
那天晚上关了店，我们慢慢走回家。路过烧烤摊，那几个喝酒的没来，摊子早早收了。街上安静，只有路灯亮着，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陈走在我左边，我走在他右边。他的影子跟我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个长影子，又像两个短影子挤在一块。我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忽然站住了。我说“怎么了”。他指了指天上。我抬头，看见月亮又大又圆，挂在楼顶上面，黄澄澄的。他说“快十五了吧”。我说“可能吧”。他说“月亮挺圆”。我说“嗯”。我们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月亮。风吹过来，有点凉，但我没觉得冷。
他又拉起我的手，往巷子里走。我让他拉着，没挣。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响着，嗒嗒嗒的。走到家门口，他掏钥匙开门。门开了，屋里黑着。他先进去开了灯，然后回头等我。我走进去，他把门关上。
锁门的声音在夜里响了一下。然后是拖鞋声，然后是水龙头声，然后是老陈的问话声——“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我说“你先”。
他说“那我快点”。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卫生间里的水声。茶几上放着今天买的芹菜，叶子有点蔫了。我拿起来择了两根，把黄叶掐掉。心里想着明天早上炒个芹菜肉丝，给老陈带饭。他中午在供电所食堂吃，但食堂的菜不好，他总说咸。我给他带，他高兴。
水声停了。老陈穿着睡衣出来，头发湿着，用毛巾擦。他看见我在择芹菜，说“大晚上的择什么菜，睡觉吧”。我说“马上就好”。他走过来，把我手里的芹菜拿走了，说“明天我帮你择”。然后拉着我往卧室走。
我被他拉着走，回头看了一眼茶几上的芹菜。明天再择吧，反正也跑不了。
卧室灯关了，我们躺在床上。他翻了个身，面朝我。黑暗里能看见他的轮廓。他说“桂芬”。我说“又怎么了”。他说“没事。就叫叫你”。
我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暖着。外面月亮照着窗帘，屋里蒙蒙亮。我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的，我也睡着了。
日子还长着呢。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醒，就听见外头有人敲门。老陈先醒的，推了推我，说“有人来了”。我披了衣服去开门，门口站着三姐，手里拎着个保温桶，脸冻得通红。
“你怎么这么早？”我让开身子让她进来。
“老孙出差了，我一个人睡不着，五点多就起了。”她把保温桶放在茶几上，“包的馄饨，还热着，你们趁热吃。”
老陈从卧室出来，穿着秋衣秋裤，看见三姐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回屋套了条裤子。三姐冲我挤了挤眼，小声说“你俩过得挺好啊”。我说“少贫嘴”。她把馄饨倒进碗里，又去厨房拿了三双筷子。老陈洗漱完出来，叫了声“三姐”，三姐应了一声，说“妹夫，吃馄饨”。老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他才坐下来。
三个人围着茶几吃馄饨。三姐包的馄饨个头大，馅是猪肉白菜的，汤里放了紫菜和虾皮。老陈吃了两碗，额头冒了汗，说“三姐手艺好”。三姐说“那是，我从小就会做饭”。我说“你从小就会偷吃”。三姐瞪我一眼，老陈在旁边笑。
吃完馄饨，三姐帮我洗碗。她站在水池边，一边冲碗一边说：“小妹，我来是有个事跟你说。”
“什么事？”
“老孙他闺女，孙小燕，你还记得吧？”
“记得，调回来了那个。”
“她处了个对象，镇中学的老师，教数学的。两个人想结婚，但没房子。老孙那套两室一厅，住我们仨就挤了。小燕说她想在镇上租房子，但镇上的房子不好找。”
我擦着碗，没接话。三姐看了我一眼，接着说：“我就想问问你，你那套老房子，老赵留下的那个，不是空着吗？”
老赵家的老房子在镇南头，是个平房，两间屋带个小院。老赵走了以后我本来想卖，但一直没找着合适的买家，就那么空着，隔三差五去通通风。
“你想租给小燕？”
“也不是租。”三姐把碗放下，拿毛巾擦手，“小燕说想买。她手里攒了点钱，加上老孙贴补一些，能凑个八万。你要是愿意卖，她就买。不愿意也没事，我替她问问。”
我没马上回答。那套房子是老赵留给我儿子的，虽然儿子说不要，让我自己处置，但我一直没动。现在三姐开口了，我心里有点复杂。不是舍不得，是觉得那房子一卖，好像跟老赵最后一点联系就断了。
“我回去想想。”我说。
三姐点了点头，没再劝。她把围裙解下来挂好，说“那我先回去了，还得上班”。走到门口她又回头，“小妹，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别为难”。
“知道了。”
三姐走了以后，老陈从阳台进来，他刚才在给多肉浇水。他看了看我的脸色，说“你要是不想卖就不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他说“你刚才愣了半天”。
我坐在沙发上，把三姐的话想了一遍。那套房子留着确实没什么用，每个月还要交几十块钱的卫生费。卖了也好，钱拿到手里是实的。儿子那边，我给他说一声就行。至于老赵，他已经走了快一年了，我守着一套空房子，也守不回什么。
“卖。”我说。
老陈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那我帮你去收拾东西。”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镇南。老房子的院门锁着，锈得厉害，我拧了好几下才打开。推门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草，有的都到膝盖了。墙角的月季没人管，居然还活着，开着几朵瘦巴巴的粉花。老赵以前爱侍弄这棵月季，每年春天剪枝施肥，花开得拳头大。现在没人管了，反倒更野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开门进屋。屋里一股霉味，家具上蒙了层灰。老赵的几件旧衣服还挂在床头，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上，里面插着几支干了的圆珠笔。我打开衣柜，把老赵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放进蛇皮袋。有一件蓝工装，是他修车时穿的，袖口磨破了，油渍洗不掉。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最终塞进了袋子。
老陈在院子里拔草。他蹲不下去，就搬了个小板凳坐着拔，拔一把往旁边堆一堆。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拔了一小片，手上全是泥。他抬头看我，说“衣服收好了？”我说“嗯”。他说“那这月季怎么办”。我说“挖走，栽你那边阳台上”。他看了看那棵月季，说“盆得买大的”。我说“回头去买”。
我们收拾了一下午，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最后装了两蛇皮袋东西，一袋是老赵的旧物，一袋是我的旧物。老陈找了辆三轮车把东西拉回去。我站在院门口最后看了一眼，把钥匙锁在门框上面，留给孙小燕。她说过两天来打扫，直接进来就行。
回去的路上，老陈骑着三轮车，我坐在后面车斗里。风从耳边过，吹得头发乱飞。老陈在前面喊：“桂芬，晚上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不能随便，说一个”。我想了想，说“饺子”。他说“什么馅的”。我说“茴香”。他说“行，我去买茴香”。说完他蹬了两下，车子快了些。
第二天孙小燕来店里找了我，把钱送来了。八万块钱，一沓一沓的，用皮筋扎着。她挺不好意思，说“刘姨，钱不多，您别嫌少”。我说“不少了，那房子本来也不值什么钱”。她说“我跟我爸说了，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说“行”。
钱我没存，拿去给了儿子。他明年考大学，学费生活费都得准备着。儿子在电话里说“妈，那房子是爸留给你的，你自己花”。我说“给你就是给你了，我花不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谢谢你”。我说“行了，好好学”。
从银行出来，我给老陈打了个电话。他接起来说“怎么了”。我说“钱给儿子转过去了”。他说“嗯”。我说“晚上不做饭了，出去吃”。他说“行，我请你”。我说“你请就你请”。
晚上我们去了那家饺子馆。老孙和三姐也在，四个人凑了一桌。老孙点了几个菜，又要了瓶酒。老陈现在少喝了，但高兴，倒了一小杯。老孙跟他碰了碰杯，说“陈哥，以后咱俩就是亲戚了”。老陈笑了，说“是，亲戚”。三姐在旁边给我夹饺子，说“茴香的，你爱吃的”。我咬了一口，还是那家饺子馆的味。
吃到一半，老孙接了个电话，是孙小燕打来的。挂了电话老孙说小燕跟她对象今天去看了房子，挺满意。三姐说“那挺好”。老孙说“她说周末请我们吃饭，在新房”。三姐说“那我们得去”。老孙说“那当然”。
老陈凑过来问我：“周末你有空吧？”我说“有”。他说“那我也去”。我说“你去干什么”。他说“我是你老伴，你不带我带谁”。三姐在旁边听见了，笑着说“对，带妹夫去”。我白了她一眼，她也不怕，接着吃饺子。
吃完饺子出门，天已经全黑了。街上路灯亮着，有小孩在路边放小烟花，嘶嘶地冒着火星子。老陈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说“快过年了”。我说“还有一个多月呢”。他说“快了”。我说“嗯”。
走回家的路上，老陈走得比平时慢。他最近腿又有点疼，阴天降温就犯。我挽着他胳膊，帮他使点劲。他靠着我走，没说疼，但我知道。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口气，我说“歇会儿？”他说“不用，就快到了”。又走了几步，他忽然说：“桂芬，我想把我那套房子重新装一下。”
“装什么？”
“卫生间。现在的太旧了，你洗澡老说水不热。换个热水器，再把地砖换了，防滑的。你上次差点滑倒。”
我想起来，上个月洗澡的时候确实滑了一下，扶住了墙才没摔。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他记到现在。
“得花不少钱吧。”
“够。我手里还有点。装好点，你住着舒服。”
我没说话。他又说：“以后那房子就是你的了。我儿子那边，我跟他讲过了。他没意见。”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路灯照着他，他的白头发比以前多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看我的时候不躲不闪。
“老陈，”我说，“你比我大九岁。万一你走我前面，我怎么办？”
他笑了一下。“你不是有店吗？有店就饿不死。再说还有三姐，还有你儿子。”
“我不是说这个。”
“我知道你说什么。”他拉起我的手，“我尽量走你后面。但这事我说了不算。我能做的就是把东西给你留好，不让你受委屈。”
我握紧了他的手。“别说这些了，回家吧。”
他说“好”。
我们接着往前走。巷子里黑，但有月光。月亮挂在楼顶上，比前几天更圆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看路。老陈的手在我手心里，暖着。
日子就这么过。一天一天，不紧不慢。我四十二，他五十一。两个半辈子的人凑成一家，说不上多好，但也不差。至少每天早上有人买豆浆，每天晚上有人拉着手走夜路。冷的时候有人惦记着换热水器，累的时候有人说“你歇着我来”。
这就行了。
过了几天，孙小燕请吃饭。新房在镇南头，就是老赵那套平房，孙小燕简单收拾了一下，贴了墙纸，换了窗帘，院里那棵月季她没挖，留着呢。我们去的时候她对象也在，戴个眼镜，瘦瘦高高的，说话文绉绉的。他给我们倒茶，叫老陈“叔叔”，叫我“阿姨”。三姐在旁边笑，说“叫姨就行”。老孙说“叫什么都行”。
饭是孙小燕做的，四菜一汤，味道不重，刚好。老陈吃了两碗饭，说“小燕手艺好”。孙小燕说“跟三姨学的”。三姐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没理她，低头喝汤。
吃完饭，几个男人在客厅说话，三姐拉着我去院里看月季。月季被她修剪过了，光秃秃的，但根是活的。三姐说“等春天就发新芽了”。我说“嗯”。她站在院里，看了看房子，说“小妹，这房子卖给我们，你不亏吧”。我说“不亏”。她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你一天到晚操这些心，累不累”。她说“累，但高兴”。我看了她一眼，她确实挺高兴的，脸红扑扑的，笑起来眼角都是纹，但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
那天晚上回去的路上，老陈拉着我的手，哼着歌。还是那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唱得还是跑调。我让他唱，他唱了一路。快到家的时候，他忽然不唱了，转过头看着我说：“桂芬，你说咱俩这算不算好日子？”
我想了想，说：“算。”
他说：“那就行。”
到了家，开门，换鞋，洗漱。他先洗的，洗完出来坐在床上。我进去洗的时候，热水器果然换了，水热得烫手。我调了调，站在花洒下面冲，热气蒸得镜子上全是雾。我抹了一把镜子，看见自己的脸，模模糊糊的，但看着还行，不算太老。
擦干了出来，老陈已经躺下了。我关了灯躺在他旁边。他的手摸过来，握着我的。我回握了一下。
外头有风，吹得窗户响。但屋里不冷。被窝里暖着，他的体温传过来。我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的，也睡着了。
第二天早起，外头下霜了，地上白花花一层。我开了店门，老陈在烧水泡茶。对门理发店还没开门，街上只有送牛奶的电动车经过，嗡嗡响。我站在门口看了看天，灰蒙蒙的，但东边露出一线光。
老陈端了杯茶出来递给我。“看什么呢？”
“看天。今天可能还晴。”
“晴不晴的，反正日子照过。”
我接过茶，喝了一口。烫，但提神。他站在我旁边，也抬头看天。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看东边那线光慢慢扩大，把云彩染成粉的，然后黄的，最后整个天都亮了。
老陈说：“晴了。”
我说：“嗯。”
他转身回去收拾柜台，我站在门口又看了一会儿。巷口有人走过，是王婶去买菜，远远地朝我招了招手。我点了点头。卖豆腐的老陈推着三轮车从街那头过来，喇叭里放着“豆腐——新鲜的豆腐——”。声音瓮声瓮气的，跟往常一样。
我转身进店，把门上的铃铛扶了扶。铃铛响了一声，清脆的。老陈在里面喊：“桂芬，今天进什么货？”我走进去，从抽屉里翻出账本，说：“方便面该补了，烟也快空了。”他说：“那我去批发市场。”我说：“你认得路？”他说：“上次跟你去过，记得。”
他穿上外套，拿了钥匙出门。走到门口回头说：“中午我回来吃饭。”我说：“知道了。”他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
我坐在柜台后面，翻开账本，开始算这个月的账。算着算着，听见外头老陈在跟人打招呼，声音挺大：“早啊，买菜去？”对方回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是脚步声远了。
我低头接着算账。铅笔在纸上划拉，沙沙响。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柜台面上，暖融融的。我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门外。街上人来人往，卖菜的，送孩子的，遛弯的。都是普通人，过普通日子。
我低下头，接着算账。
老陈去批发市场那天，我在店里等了一上午。他走的时候说“一会儿就回来”，结果到了十一点还没见人影。我给他打电话，响了半天他才接，说“在市场呢，迷了点路”。我说“你站在原地别动，我来找你”。他说“不用不用，我找着了”。我说“你找着了怎么还不回来”。他说“这就回”。
又过了半个钟头，他拎着两大袋子东西推门进来，脸冻得通红，耳朵尖发紫。我赶紧把暖气边上的位置让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放下袋子搓着手，嘿嘿笑，说“批发市场真大，我转了两圈才找着老周家”。我说“你嘴倒是甜，叫老周叫得跟亲戚似的”。他说“做买卖嘛，叫亲热点好说话”。
他进了五条烟，两箱方便面，还有一箱小孩喝的酸奶。我看了一眼那箱酸奶，说“你进这个干什么，镇上小孩都喝爽歪歪”。他说“你懂什么，这个含钙高，包装也好看，我放柜台上显眼的地方，当赠品送”。我说“还赠品，你本钱挣回来再说”。他嘿嘿笑，说“试试嘛”。
结果那箱酸奶三天就卖完了。来买烟的老头，他搭一盒酸奶；来买啤酒的小伙子，他也搭一盒。我跟他说“你再这么送下去，本都回不来”。他说“你看货架”。我一看，烟和啤酒都补了两回货了。老头们为了那盒酸奶，专门绕路来买烟；小伙子图新鲜，买了啤酒还带同事来。我算了一下，三天挣的比平时一个星期还多。
“行啊老陈。”我拍了他一下。
他端着茶杯，得意地翘着二郎腿。“我说了吧，做买卖得动脑子。”
“你脑子好使，以前怎么在供电所窝了二十年？”
“那是铁饭碗，不用动脑子。”他喝了口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得养你。”
我白了他一眼，没接话。但心里头暖了一下。
过了几天，三姐来找我，说老孙跟她商量，想把镇上的房子租出去，搬到乡下去住。老孙在乡下有处老宅，是他爹留下的，三间瓦房带个院子，一直空着。他说想回去把院子拾掇拾掇，种点菜，养几只鸡。三姐说“你觉得咋样”。我说“你愿意就行”。三姐说“我愿意，就是离你远了点”。我说“又不是隔着几个省，骑电动车半小时的事”。三姐想了想，说“那倒是”。
他们真搬了。走的那天我去帮忙，老陈也去了。东西不多，装了一辆小货车。老孙坐在副驾驶上，三姐坐在后头车斗里，旁边塞着锅碗瓢盆和一袋子花。她坐在那堆东西中间，朝我摆手，笑得跟小时候去赶集一样。我说“你坐稳了”。她说“知道了”。车开了，我站在路边看着车走远，老陈在旁边说“又不是见不着了”。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眼睛红什么”。我揉了揉眼睛，说“风沙迷了眼”。他没拆穿我，拉着我的手往回走。
三姐搬走以后，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院子里种了菠菜和小葱，老孙还搭了个鸡棚，养了六只母鸡，每天能捡三四个蛋。又说隔壁邻居送了她一盆茉莉花，开得可香了。我听着，应着，有时候笑她两句。她也不恼，说“你什么时候来，我给你带点鸡蛋回去”。我说“有空就去”。
有一天下午，店里没什么人，老陈在柜台后面打瞌睡。我坐在旁边织毛衣，给儿子织的，天冷了，他学校里暖气不足。正织着，门上的铃铛响了，进来一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穿得挺讲究，手里提着个纸袋子。她站在门口看了看，然后走到柜台前。
“请问，这是陈立国陈师傅的店吗？”她问。
老陈醒了，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那女人，愣了一下。“你是？”
“陈师傅，我是小何。何秀兰。以前在县供电所，您带过我。”
老陈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响声。“小何？你怎么来了？”
那女人笑了笑，眼圈有点红。“我调到镇上来了，在供电所。前两天去所里报到，看见您的名字还在通讯录上，就问了一句。他们给了我地址。”
老陈搓着手，有点不知所措。“你坐，你坐。桂芬，倒茶。”
我倒了杯茶递给小何，她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嫂子”。我愣了一下，老陈在旁边说“这是我老伴”。小何赶紧改口：“阿姨好。”我说“叫什么都行”。
小何坐下来，跟老陈说话。她说她以前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是老陈手把手教的。后来老陈调走了，她还在县里待了好几年。这次有机会调来镇上，她就申请了。
“陈师傅，您以前对我们这些新人可好了。我记得有一回我抄表抄错了，差点被扣钱，是您帮我跟所长说的情。”小何说着，从纸袋里拿出一个盒子，“这是我给您带的一点心意，茶叶。您以前爱喝铁观音。”
老陈接过来，手有点抖。“你还记得。”
“记得。您教我的那些，我都记得。”
他们聊了半个多钟头，小何才走。走的时候她跟我也握了握手，说“阿姨，您照顾陈师傅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她走了以后，老陈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你以前还是个师傅呢？”我说。
“在县里带过几个徒弟。后来身体不行了，就没带了。”
“怎么没听你说过。”
“有什么好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了。”
他嘴上说得轻巧，但我看见他把那盒茶叶拿进里屋，放在了柜子最上面。晚上回去，他泡了一杯，喝了一口，说“还是那个味”。我说“你高兴吧”。他说“高兴”。顿了顿又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
那天晚上他话特别多。躺在床上跟我讲以前在县里的事。说有个徒弟叫小刘，笨手笨脚的，但肯学，后来考了技师证。还有个叫大周的，家里穷，他帮着垫过两个月工资。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着，像翻一本旧相册。我听着，偶尔问一句。他说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给他盖好被子，关了灯。黑暗里我想，老陈这个人，一辈子没挣下什么大钱，也没当上什么大官。但他带过徒弟，帮过人，在别人的记忆里留了位置。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一辈子——不惊天动地，但有人记得。
转眼到了腊月。天冷了，店里生了炉子，老陈每天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火。他生火有一套，先把废纸揉成团塞进去，再架细柴，最后放煤球。火苗蹿起来，屋里就暖了。来买东西的人爱在炉子边上烤手，烤热了才走。老陈从来不催，还给人家倒杯热水。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那天三姐来了，带着一篮子鸡蛋，还有一袋子自己种的菠菜。她穿了件新棉袄，是红色的，看着喜气。一进门就喊“冷死了冷死了”，把手伸到炉子上烤。
“你那边冷不冷？”我问。
“冷，但屋里有炕。老孙烧的炕，热乎着呢。”
“你们俩挺会过。”
“那可不。”她笑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给你，老孙写的春联。他毛笔字好，今年写了好几副，这副是给你的。”
我展开一看，红纸上写着“平安二字值千金，和顺满门添百福”。字确实不错，横平竖直的。我说“替我谢谢老孙”。三姐说“谢什么，他闲得慌”。说完她又从兜里掏出一副，说“这副是小燕的，你帮我给她，我懒得跑了”。我说“你倒是会使唤人”。她说“你是我妹嘛”。
三姐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说还要赶回去喂鸡。她走了以后，老陈把春联贴上了。他个子高，不用凳子就够着了门框。我在下面给他递胶带，他贴歪了，我说“往左点”，他往左挪了挪。我说“还是歪”，他叹了口气，撕下来重贴。折腾了三回才贴正。他从椅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你比监理还严”。我说“你干得不行还不让人说”。他嘿嘿笑。
除夕那天，儿子回来了。他今年高三，寒假短，只放十天。我去车站接他，他瘦了，但精神还行。一见面他就说“妈，我这次期末考了班里第八”。我说“不错，想吃什么”。他说“红烧肉”。我说“行，回去就做”。
老陈在家已经把肉切好了，还泡了木耳。他看见我儿子，主动打招呼：“小赵回来了。”我儿子叫了声“陈叔”。两个人握了握手，像是正式见面的架势。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好笑。
年夜饭做了六个菜，鸡鸭鱼肉都有。老陈开了瓶酒，给我儿子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