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天下午，仍然是春寒料峭，老舍正在饭店伏案写作。服务员敲门而进，递给他一封信。老舍看到信上清秀的字迹，知道是妻子胡絜青写来的，不由急急忙忙拆开信细读起来。
洁白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除去那些家长里短，胡絜青还说自己已经从四川动身，不日就可到北京。眼看就可以一家团圆，老舍拿着信，眼前一片模糊，仿佛看到胡絜青已经站在他面前，冲着他微微笑。
回忆把他拉到了1930年的春夏之交。老舍由英国伦敦回到北京，住在好朋友白涤洲家。那时，胡絜青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差一年就毕业。
胡絜青小时候就很好强，当时女孩子上学的少，她却想读书。她母亲虽然守旧，但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母亲和她约法三章，说：“读书可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读书期间不能找男朋友。”胡絜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大学里胡絜青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名叫“真社”，“真社”的稿子都登在《京报》副刊上。胡絜青的笔名叫“燕岩”，也常发表些新诗和散文。师大的同学听说老舍回北京了，便打算以“真社”的名义请老舍到师大作一次演讲，联系这次活动的任务落在了胡絜青的头上。
在白涤洲家里，胡絜青第一次遇见老舍。当时老舍年过而立，瘦弱中带着点书卷气。胡絜青把“真社”同学请他去讲演的事说了。面对这个青春大方的少女，老舍反而显得有点紧张，没说什么就答应了，然后订好演讲的日期。这件事情说完后，他们两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回家后，母亲一改往日作风，主动问胡絜青道：“见到老舍没有，他人怎样?”胡絜青口里回答说：“见到了。他又瘦又弱，人倒挺老实。”心里却很奇怪：母亲一向守旧，平日总嘱咐我不要和男同学来往，今日怎么和往常不同了?
后来，胡絜青才知道;母亲有意撮合她和老舍的婚姻。其实，母亲早就为胡絜青的终身大事操心了。她觉得自己女儿老实腼腆，年纪也不小了，又一心扑在文学上，不爱交际，只得托人帮忙介绍对象。
还真巧，这个介绍人叫罗常培，是老舍小时候的同学，又是很铁的哥们。受托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舍。他觉得老舍和胡絜青两人的性情、爱好都很接近，加上两个人都是满族，生活上也一定会合得来。更巧的是，就在这时“真社”公推胡絜青去找老舍，他们自然而然地相见了。
去师大演讲的时候，老舍看到胡絜青和一群人忙里忙外，充满对文学的热爱之情，话不多，做事干脆利落，当时他就对这个姑娘有了点好感，只是还不知道朋友跑前跑后牵线的人就是她。
老舍的家里一直很穷，兄弟姐妹也多，当年读书时还是靠好心人资助，所以他一直抱着独身主义，怕结婚会影响家里的生活。老舍回国后在齐鲁大学任教，有稳定的收入，加上时不时地还能收到些稿费，他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多了，这才接受母亲和朋友的劝告，扔掉了独身主义。
1930年寒假时，老舍回到了北京。几个朋友就开始借故安排他和胡絜青一起吃饭。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很谨慎，没有很多的直接对话;只是在觥筹交错之际，偷偷地相互观察、揣度。两人都觉得对方对自己很有那个意思。
寒假即将结束，老舍又要离开北平了;他心里感到了对胡的留恋。于是，他大着胆子给胡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咱们不能光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吧。”接着，老舍在信中说出了心里话，表达了爱慕之情。这正中胡的下怀，胡马上回了信。老舍见信欣喜若狂，他感到一生的幸福有了保证。
老舍回到济南后，每天起码给胡絜青写一封信，思念得紧了就写两三封。他在信里对胡絜青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咱们连吃三顿饭，你不爱吭声，像个闷嘴葫芦。”接着又说，“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这是很便利的条件。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两个人肚子里装了不少东西，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就这样，老舍一天来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
1931年，胡絜青从师大毕业了。暑假里，老舍回北京和她结了婚。那年，老舍33岁，胡絜青27岁。他们的婚姻可称得上是半新半旧，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是两人自己愿意的，没有半点强迫。
结婚的第二天，老舍就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又说：“咱们俩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
胡絜青都坦然接受了，随即老舍又与她“约法三章”：其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其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老舍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这番话，老舍夫妇说到做到，之后相知相敬文明幸福的36年婚姻生活中，他们不曾吵过架拌过嘴。
婚后，小天使一个个地来到人间，家里充满了天伦之乐。胡絜青安排生活，抚养孩子，使老舍精神振奋，创作状态日臻成熟。几年后，名著《骆驼祥子》问世。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也拆散了老舍一家。老舍只身南下赴汉口和重庆，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创作了许多抗战救国主题的文艺作品。老舍离开后，胡絜青并没有委屈抱怨，她深明大义，甘挑重担，支持丈夫，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侍奉婆婆，受尽千辛万苦亦没有一句怨言。
六年后，老舍的母亲逝世，胡絜青决定离开沦陷区去重庆与分别多年的老舍重逢。她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九死一生，走了近两个月，才来到老舍身边。举步维艰的行程结束了，胡絜青对老舍说：“这50天就像一场灾难。我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这些经历——是伤痕，但更是财富。”
报纸上登出老舍夫人到达重庆的消息后，许多朋友都来看望，其中有不少人的家在北平，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听北平的消息。胡絜青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如何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烧杀抢掠，如何拿中国人不当人……胡絜青一遍一遍地讲述着，每逢此时，老舍总是抽着烟，默默地坐在一旁。忽然有一天，老舍对胡絜青说：“行了，我要写一部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从这一天起，老舍开始致力于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不知是胡絜青的经历感动了老舍，还是老舍的文章感染了胡絜青，他们把共同的心声融入作品之中：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
《四世同堂》已不只是老舍的作品，也是胡絜青的心力凝聚所在。夫唱妇随，分工协作。老舍每写完一章，胡絜青就把底稿抄写下来，老舍再进行修改，改完再抄，反反复复，直到两人都认为好才算完成。
老舍想起初结婚时，曾与妻子订的“约法三章”。今日看来，“约法三章”胡絜青做到了，“约法三章”中没提到的胡絜青也做到了，这一篇篇稿纸，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们的伉俪深情。
忆及往事，老舍不禁湿了眼眶。那时为国为民，确实亏欠了妻子，让妻子受了很多磨难。老舍想：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人民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也要拿出行动来，把欠妻子的都弥补上。
于是，老舍用稿费在北京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买了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准备迎接妻子和儿女的到来。而老舍与胡絜青的情深意长，在他们相扶相持的日子中，也渐渐被人们传为经典。
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文人，是老舍。这个清末出生在北京的满族人家里还挺穷的，但他家人知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于是借钱供他上学。在好心人的资助下，老舍最终还是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
毕业后，老舍被分配到公立小学当校长。假使没有五四运动，他可能就很平淡地过完一生，娶个老婆，孝顺母亲，顺带抓好小学基础教育。这个铁饭碗捧得顺顺当当，肯定不会破。再怎么乱世，总有人要读书的吧。
“五四”带来的文学革命激发了老舍文学青年的热血，他开始用白话文写小说。当然，这只是他的基础。
严格地说，在过去，能红的作家都有其生活基础。老舍呢，开始的苦难生活给了他深刻的思想，而后受的高等教育给了他把思想倾诉出来的能力。等他25岁那年出国镀金，为了学英文，看了不少原版小说后，终于又开始手痒了。一次三本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传回国内，他确实红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家同样也幸运。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内容，黑暗、苦难、抗争、热血。老舍自然也是敏感的，充满对现实的思考和不满。老舍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知道城市“苦人们”终年挣扎的惨状，即使他离开了那个阶层，仍然能用笔描绘出来。也就是这份真实，成就了他。
对于老舍，很难调侃。他的一辈子都过得很正，没有行差踏错，无论是文章或者私生活。他和胡絜青结婚过了一辈子，没出过轨。别看这是小事，仔细翻翻五四时期各大作家的历史，他们在解放思想，砸开封建枷锁的同时也换了妻子。老舍能和胡絜青一辈子同舟共济，可算痴人。
但老舍的运气确实不好，年轻时家穷，中年遭遇国难，等到老年时，又遇见一场灾难。他太红，所以避不开冷箭，被称为牛鬼蛇神，被殴打，唾骂。这个正直的好人，与世无争的好人，专心文学创作，结果还是没躲过这场厄运，他太敏感，只能玉碎。
悲剧是把好的、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自己毁灭了自己，他在太平湖静坐了一个晚上，选择了死亡。这是最简单的抗争，一个知识分子无能为力的抗争，如此而已。只是传闻在他自杀那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要颁发给他的。但消息辗转传到国内时，他已经死了，和这个奖擦肩而过。
他是一个离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的作家，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