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授的家庭，相当于含着金钥匙。但对我却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并没有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
两岁半时，别的孩子唐诗宋词、1到100已经张口就来，我却连10以内的数都数不清楚。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就打伤了小朋友，还损坏了园里最贵的那架钢琴。之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可待得最长的也没有超过10天。每次被幼儿园严词“遣返”后爸爸都会对我一顿拳脚，但雨点般的拳头没有落在我身上，因为妈妈总是冲过来把我紧紧护住。
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一辈子。于是我又来到了一家幼儿园，那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将我拴在客厅里。我把嗓子叫哑了，手腕被铁链子硌出一道道血痕。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视，把他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结果连消防队都被惊动了。
爸爸丢尽了脸面，使出最后一招，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第一件事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便是接我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臂，哭得惊天动地。在她怀里我一反常态，出奇的安静。过了好久，她惊喜地喊道：“江江，原来你安静得下来。我早说过，我的儿子是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天才！”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然不肯接收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我。我的确做到了在妈妈面前的许诺：不再对同学施以暴力。但学校里各种设施却不在许诺的范围内，它们接二连三地遭了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伤的伤员，你来帮它们治病吧。”
我很乐意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刀、钳子、电焊、电瓶等等
我的身边渐渐有了同学，我教他们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
很多次看到妈妈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看困了想睡觉，可又不得不起来关灯，于是我用一个星期帮她改装了一个灯具遥控器。她半信半疑地按了一下开关，房间的灯瞬间亮了起来，她眼里一片晶莹，“我就说过，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直到小学即将毕业，魏老师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学校里的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病房”是我妈妈租下来的。妈妈通过这种方法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并“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培养了我动手的能力。
我的小学在快乐中很快结束了。上了初中，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让我再次成为了批评的对象——不按时完成作业、经常损坏实验室的用品，更重要的是，那个班主任是我极不喜欢的。比如逢年过节她会暗示大家送礼，好多善解人意的家长就会送。
我对妈妈说：“德性这么差的老师还给她送礼，简直是助纣为虐！你要是敢送，我就敢不念。”这样做的结果是我遭受了许多冷遇，班主任在课上从不提问我，我的作文写得再棒也得不到高分，她还以我不遵守纪律为由罚我每天放学打扫班级的卫生。
妈妈到学校见我一个人在教室扫地、拖地，哭了。我举着已经小有肌肉的胳膊对她说：“妈妈，我不在乎，不在乎她就伤不到我。”她吃惊地看着我。我问她：“你儿子是不是特酷？”她点点头，“不仅酷，而且有思想。”
从此，她每天下班后便来学校帮我一起打扫卫生。我问她：“你这算不算是对正义的增援？”她说：“妈妈必须站在你这一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再辜负你一次
初中临近毕业，以我的成绩根本考不上任何高中。我着急起来，跟自己较上了劲儿，甚至拿头往墙上撞。我绝食、静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以此向自己的天资抗议。
整整四天，我在屋内，妈妈在屋外。我不吃，她也不吃。
第一天，她跟我说起爸爸，那个男人曾经来找过她，想复合，但她拒绝了。她对他说：“我允许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喜欢江江，但我不能原谅任何人对他无端的侮辱和伤害。”
第二天，她请来了我的童年好友傅树，“江江，小学时你送我的遥控车一直在我的书房里，那是我最珍贵、最精致的玩具，真的。现在你学习上遇到了问题，那又怎样？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将来哥们儿可全靠你了！”
第三天，小学班主任魏老师也来了，她哭了，“江江，我教过的学生里你不是最优秀的，但你却是最与众不同的。你学习不好，可你活得那么出色。你发明的那个电动吸尘黑板擦我至今还在用，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第四天，屋外没有了任何声音。我担心妈妈这些天不吃不喝会顶不住，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门。她正在厨房里做饭，我还没靠前，她就说：“小子，就知道你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吃东西。”
“妈，对不起……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
妈妈扬了扬锅铲子，“谁说的！我儿子为了上进不吃不喝，谁这么说，你妈找他拼命。”
半个月后，妈妈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A、去一中，本市最好的高中。B、去职业高中学汽车修理。C、如果都不满意，妈妈尊重你的选择。”我选了B。我说：“妈，我知道，你会托很多关系让我上一中，但我要再‘辜负’你一次。”妈妈摸摸我的头，“傻孩子，你太小瞧你妈了，去职高是放大你的长处，而去一中是在经营你的短处。妈好歹也是大学教授，这点儿脑筋还是有的。”
我是笨鸟，你是矮树枝
就这样，我上了职高，学汽车修理，用院里一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将来会给汽车当一辈子孙子。
我们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院，同院的孩子出国的出国、读博的读博，最差的也是研究生毕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院里的反面典型。
妈妈并不回避，从不因为有一个“现眼”的儿子对人家绕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的车出现了毛病，她总是让我帮忙。我修车时她就站在旁边，一脸的满足，仿佛她儿子修的不是汽车，而是航空母舰。
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未毕业就已经被称为“汽车神童”，专“治”汽车的各种疑难杂症。毕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只给身价百万以上的座驾服务，但门庭若市——我虽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委曲求全。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中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句土耳其谚语：“上帝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个矮树枝。”是啊，我就是那只笨鸟，但给我送来矮树枝的人，不是上帝，而是我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