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春日闲读，随手翻阅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与梁启超先生（号任公）所撰写的《中国之旧史》（1902年著）不期而遇。文中，任公以振聋发聩之论，对传统中国史学展开全面批判，言辞锋芒，字里行间满是革新的决绝。他直言，两千年来史家仅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稍有创作之才，甚至认为袁枢难当其列，其余皆为“碌碌因人成事”之辈，文末更发出“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疾呼。这份生于危亡之际的救亡赤诚与担当，令人动容，也让我陷入了崇敬与思辨的两难之中。
在我心中，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难以逾越的精神标杆。他以笔为刃，掀起“史学革命”，一句“新史学之著，吾不得已也”，道尽救国图强的万般苦衷与坚定信念。他一生辗转求索，从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到流亡海外的思想斗士，再到护国讨袁的正义推动者，晚年执教清华、深耕学术，始终以家国为念，践行“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这般兼具才情、担当与温度的先贤，在我心中已然成为典范。可这份深切崇敬，却因他对旧史学近乎全盘否定的批判，生出了难以释怀的思辨。
于我而言，中国旧史学是极具分量的文化典籍，亦是日常深耕的研习领域。从《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等传世正史，到洪迈《容斋随笔》、王夫之《读通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名家史论，我皆时常翻阅、潜心研读，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新的体悟。购书、藏书、读史、思史并撰写相关札记，早已成为生活常态。相较文学与国际政治，我对旧史学的研习与偏爱，也更为持久。
我深知，任公的尖锐批判，并非无端苛责，而是清末民初民族危亡背景下，为唤醒国民、革新学术的时代抉择。他以“开创之功”为标尺评判史家，核心是打破旧史学的僵化桎梏，重塑国民历史观，这份苦心孤诣，我全然理解且敬佩。但客观来看，其批判未免带有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有失周全。钱穆先生曾言，先贤虽逝，但其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旧能滋养后世，这正是中国旧史学的核心价值。那些未被任公认可的史家，虽未开创全新体例，却以严谨笔法记录朝代兴衰、传承华夏文脉，让千年文明得以绵延不绝。
任公所指出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大弊端，确实切中时代局限。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梁启超所言的“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家谱”，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慨叹的“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正是对此的精准印证。旧史学一方面重家族门户私利，轻国家整体利益；一方面叙事聚焦王侯将相，对普通民众着墨甚少，内容多围绕朝堂政治，对经济、文化、制度的记载寥寥。而“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缺憾同样存在，传统史书虽记录先贤理想，却未在史学体系中展开价值阐发，未形成西方古希腊、罗马及文艺复兴后那般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体系，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深层探寻。
中华民族向来重人文、尚人性，尊崇祖先及有功于家国民族之人，将其作为精神传承的象征。钱穆先生亦有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这里的“神”，正是立德、立言、立功，泽被后世的圣贤先贤。
长久以来，梁启超先生以其学养、人格与文化贡献，在我心中堪为贤者、智者，但秉持“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之旧史》的诸多论断，我仍无法苟同。或许是我学识尚浅，或许是偏爱旧史学而视角有偏，但在未寻得更充分的依据前，我坚持自身判断：任公提出的旧史学六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仅上述两条切中要害，其余四条略显绝对，难以令人信服，故而写下这番粗浅的商榷之语。
掩卷沉思，新知渐生。任公之文，让我窥见乱世先贤的救国热忱与革新魄力，也让我更清晰地认知旧史学的价值：它虽有时代局限，却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藏着民族的智慧与风骨。对待旧史学，唯有辩证看待——不盲从、不苛责，既吸纳革新思想，又珍视文化传承，方能真正读懂历史底蕴。而这场与先贤的隔空对话，这份理性的商榷与思考，便是此次读史最珍贵的收获。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楚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