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9日，澎湃新闻刊发《专访｜追踪OpenAI七年的郝珂灵：AI热潮背后的权力扩张、资源攫取与社会代价》后不久，即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可与反馈。其中，自然地理学者孙劭写下三千字读后感，结合自己的工作日常，对本文所探讨的AI时代的社会结构的潜在变迁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解读。在此，我们刊发这篇读者来信，以期对人工智能（AI）这一已由技术场域走向社会议程的公共议题进行更为深度的探讨与挖掘。
我用了差不多三十分钟，认认真真把这篇文章读完。读完之后，我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某个具体观点，而是惊讶于自己居然还能耐下心来，花这么长时间完整阅读一篇新闻稿。说实话，这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已经不多见了，甚至包括很多学术论文，我也很少这样从头到尾细读。
这并不是因为我不重视阅读，而是因为今天每个人都被卷入了一种高压、高速、高效率的运行状态。至于我们究竟要跑向哪里，技术发展究竟要把人类带向哪里，很多时候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空间去认真想。
所以我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被触动的是这种久违的“慢下来”。我平时面对海量信息，大多数时候会直接交给AI总结：一篇论文、一篇新闻、一份报告，先让AI提炼核心思想，然后我再决定是否值得深入阅读。因为我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太多了：科研、项目、国际局势、中美关系、家庭规划、孩子教育等等。我的思维长期被迫服务于一个很现实的目标：如何帮助家庭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趋利避害、稳妥前行。
也正因为如此，我很能理解文章中关于AI侵蚀阅读、判断和主体性的担忧。讽刺的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深度依赖AI的人。我用AI整理信息、辅助写作、编程、修改英文、帮助学生理解问题，甚至现在这些读后感，也是我口述后请AI帮我整理。我的阅读速度并不快，打字也跟不上思考速度，但我可以通过口述和AI协作，把脑子里快速流动的想法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站在AI外部批判AI，而是一个被AI深度赋能、同时也清楚感受到它正在改变我思维方式的人。
这篇文章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没有把AI仅仅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来写，而是把它放回到资本、权力、资源、劳工和社会结构中去理解。OpenAI也好，Anthropic、Google、Meta、xAI也好，它们的竞争并不只是模型能力的竞争，也是在争夺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话语权、基础设施和规则制定权。过去几次工业革命主要替代的是重复体力劳动，而这一轮AI革命，替代和重组的是大量重复脑力劳动。
这一点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有非常直接的感受。比如过去我可能需要学生帮我写代码、整理文献、做初步分析，但现在很多事情我只需要打开AI，口述几分钟，代码框架、英文表达、逻辑结构就能很快生成。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科研人员，我当然会选择效率更高的工具。一个初级学生需要长时间培养，英文、编程、逻辑、心理状态都要照顾；而AI可以随叫随到，成本低，反应快，甚至在很多基础任务上已经比初级助手更可靠。这不是我冷酷，而是现实系统本身逼着每个人提高效率。
所以我认为，AI替代大量初级白领岗位，是很难阻挡的趋势。很多重复性脑力劳动都会被重塑。企业没有道德义务为了维持旧岗位而放弃更高效率的工具。就像工业革命没有因为纺织工人的痛苦而停滞，AI革命也不会因为部分脑力劳动者的焦虑而停下来。
因此，我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是：我认同它提出的问题，但我不会由此走向反技术立场。AI的发展是大势所趋，甚至应该被鼓励。问题不在于AI该不该发展，而在于社会是否有能力在它高速发展时建立底线、规则和缓冲机制。技术革命一定会打破原有生产关系，也一定会制造新的不平等。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这种不平等不至于失控，如何让被替代、被挤压、被剥夺机会的人仍然拥有基本生活保障。
文章中谈到全球南方劳工、内容审核员、数据中心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代价，这些问题当然真实存在，也值得被报道。但从更冷静的角度看，剥削并不是AI时代才出现的。这个世界长期以来就是由权力、资本、资源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构成的。香水产业、服装产业、电子产业、农业供应链、平台经济，背后都有类似的结构。技术进步往往不会自动消灭剥削，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放大剥削。问题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谴责上，而要追问制度如何兜底。
在我看来，比较现实的方向不是幻想消灭所有不平等，而是建立足够强的社会保障——无论一个人在新技术时代是否还能保持竞争力，都应该有饭吃、有房住、有病能看、孩子能上学，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基本生活。技术进步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最终应该用来降低普通人的生存压力，而不是只转化为少数公司的市值和权力。
这也是我觉得文章可以继续追问的方向：如果AI真的大幅提高了生产力，那么它究竟会把人类带向更自由的生活，还是带向更集中的控制？如果少数科技巨头占有算力、数据、模型和平台，而普通人只是被动使用它们提供的系统，那么AI带来的未必是解放，而可能是另一种更隐蔽的依赖。人们以为自己在使用工具，实际上也可能是在把判断力、注意力和决策权一点点交出去。
这一点比“AI是否毁灭人类”更现实，也更值得警惕。AI不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突然站起来统治世界，但它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悄悄改变我们：我们不再读原文，只看摘要；不再自己写作，只让AI代笔；不再独立判断，只问模型答案；不再培养初级人才，只使用现成工具。久而久之，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结构都会发生变化。
当然，我也要承认，作为个体，我并没有能力每天都站在人类未来的高度思考问题。现实生活会把人拉回地面，孩子教育、职业风险、医保、家庭现金流，这些问题会占据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大部分精力。哪怕我是一个喜欢思考抽象问题的人，也必须先解决生存和家庭发展问题。也许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和精神自由，才有余力躺在海边阳台上，慢慢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
所以，我很感谢这样的报道。它至少提醒像我这样的读者，在日常效率和生存焦虑之外，还有一些更大的问题值得被看见。AI不是单纯的工具，也不是单纯的威胁，它是一场正在重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我们既不能用浪漫的理想主义要求它停下来，也不能用技术乐观主义掩盖它的代价。
我比较认同的一种态度是：鼓励AI发展，但要求透明；承认技术进步，但建立监管；接受效率革命，但必须讨论分配正义；允许公司创新，但不能让少数公司垄断社会未来的决定权。AI产业应该公开训练数据来源、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碳排放、劳工条件和安全风险。政府、媒体、学界和公众也应该持续追问：谁从AI中获益？谁承担代价？谁拥有决定权？普通人是否还能保有自己的判断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不是它批判了OpenAI或某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它把AI重新变成了一个公共议题。它让我们意识到，AI不只是工程师、投资人和企业家的事情，也不只是普通用户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和社会结构、劳动尊严、环境代价、知识传播、人类主体性都深刻相关。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也作为一个AI的重度使用者，我读完后的感受是复杂的：我感谢AI带来的效率，也警惕它带来的依赖；我支持技术继续前进，也希望社会不要把所有代价都推给弱者；我理解科技公司的竞争冲动，也希望公共力量能够介入规则制定。真正的问题不是AI会不会来，而是当它已经来了，我们还能不能让它服务于更广泛的人，而不是只服务于少数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
这可能也是我认为这篇专访最有价值的地方：它没有让人简单地恐惧AI，而是迫使我们从效率崇拜中抬起头，重新思考技术、资本和人的关系。
以上。
孙 劭
2026年5月19日于北京
孙劭 自然地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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