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国文学的地表依然荒芜，可地下的河流从未停止奔涌。
那一年，公开出版物极度匮乏。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六百多页，定价一元零六分。这是当时极少数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除此之外，书架上几乎空空如也。郑直的《激战无名川》也在这一年出版，首印五十万册，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铁道兵抢修桥梁的故事。周良思的《飞雪迎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三次印刷达十二万册。这些书大多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创作原则的痕迹，可它们毕竟是书，是那个荒芜年代里仅有的几颗粮食。
然而地表之下，是另一番景象。
那几年，正是手抄本文学最盛的年份之一。据统计，当时流传的手抄本多达三百余种，以反特侦破、爱情故事为主，在学生和青年工人中秘密传阅。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次握手》，写科学家丁洁琼和苏冠兰跨越几十年的爱情与报国之路，靠着一双手一双手地抄写，从湖南传到北京，从北京传到更远的地方。传抄的人觉得《归来》不够吸引人，自己把书名改成了《第二次握手》，原书名反倒没人记得了。一个知青在乡下写的小说，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却比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流传得更广。
也是在1972年春天，一部叫《公开的情书》的小说在北大、清华的学生和知青中间开始流传。作者靳凡，本名刘青峰，用书信体写了四个青年知识分子半年间的四十三封通信，谈理想，谈爱情，谈祖国的命运。手抄本抄在32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笔记本上，此后便以“小红书”之名流传开来。小说里有一句话，后来被无数人记住：“但冲破黑暗，哪里是光明？我们寻求精神解放，从窒息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解放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回答。可问出来这件事本身，已经让一些人夜里睡不着了。
那一年，文艺期刊也开始慢慢恢复。《解放军文艺》在停刊四年后，于1972年5月复刊。《山东文艺》《广东文艺》《湘江文艺》《安徽文艺》《北京新文艺》，一个个刊物试探着重新出现。纸张粗糙，油墨味重，可它们毕竟回来了。
同一年夏天，周总理提议复刊《人民文学》，把李季从干校调回北京负责筹备。李季的办公室在一楼最西头的一间小房子里，劫中相遇，分外高兴。可“四人帮”信不过，拖延不批，一年后班子解散。一本杂志的复刊，要等那么久，要那么多人点头，可最后还是没成。
1972年，公开的书架上只有几本书，可私下的笔记本里藏着无数个故事。张扬在乡下改他的《第二次握手》，靳凡在北大写着四十三封信，李季在北京一间小办公室里等着一个不会来的批复。他们做的事不一样，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写。写在纸上，写在笔记本上，写在那些没有被批准、没有被出版、可一直在流传的句子里。地表的荒芜是真的，地下的奔涌也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