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零零三年冬天写下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爱，也是一道风景》算起，不知不觉，我已在文学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二十三年。
比起那些从小博览群书的人，我的阅读启蒙不算早。直到小学六年级，才囫囵吞枣地读完人生第一部长篇。初中时模仿普希金的笔调写哲理诗，如今再看，字句间满是稚气。那时读书，更多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所谓的文笔，尚且生涩。真正的作家梦，是到高中才渐渐清晰的。
我早期的写作，更像是青春期的自我对话。初一暑假写的《一个初中生的见闻》，记录的不过是日常琐碎；中考后模仿《茶花女》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写落榜少年的怅惘；高一那篇《彷徨与拼搏》，也脱胎于果戈里《外套》的骨架。如今回看，这些不过两三万字的习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更像是一个少年在面对成长时的迷茫与倾诉。
高二那年，我和发小老陈打赌，约定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各写一部长篇。那几个月，我每晚埋首于纸笔之间，写下以自己初中到高中经历为原型的故事。五月底，我完成了初稿，约莫十万字。老陈的《陈半仙传奇》却因灵感枯竭，止步于一两万字。
那部小说并未发表，于我，却是一种纪念，证明自己也能完成一部长篇的构建。第二次高考后，我将它拆成两部：前半部成了《忧郁少年行》的雏形，后半部惠州之旅的段落，则演变为《随风荡》的开篇。
大学毕业时，我以为三十岁前不会再写长篇。没想到，终究还是食言了，于是有了这本《请许我尘埃落定》。七年写诗，二十几年写小说，回头看留下的四部长篇，一部中短篇，两本诗集，一本散文随笔，虽未收获多少外界的回响，但我对得起这些年的坚持，也终于写出了内心真正想写的文字。
二零一七年春节，我打电话告诉高中的文学启蒙老师，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她在电话那头为我高兴，赞赏说：“很多人年轻时候爱好写作，但能一直坚持很少，后来都放弃了。”我答：“文学是我一辈子的梦，我怎么会放弃呢？”它曾在我最无助时，给过我光亮，也让我重新理解生命的意义。
我始终觉得，一本文学作品，除了文笔与故事，更重要的，是写作时的情感。一个有基本文字功底的人，若愿将生命的热情倾注于笔端，写出来的东西，总不会太差。
今天，就借这篇后记，聊聊这些年的创作足迹，也为我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做一次真诚的导读。
第一本书：诗集《别了，我曾经梦过的女孩》
这部诗集收录的大多是我从2003年秋至2008年春写下的诗，共八十首。2008年之后，诗情渐淡，我不愿再被称作诗人，便几乎不再动笔写诗。唯一例外，是大四实习时，总监看过我从前写的诗，让我用诗的笔触为一家美容院写品牌故事。后来，我将那篇文案改编成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安妮的爱情日记》，也算是对那段写诗岁月的一种告别。
我写诗起步不算晚。刚上初中时，便能随口诌几句打油诗。真正开始写新诗，是初二在课堂上学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之后。那首诗让我对普希金生平好奇，开始四处寻找新诗来读。初中时虽也写了不少，却多是哲理诗，笔法稚嫩，如白水般平淡。好在，对诗的那点喜欢，一直留了下来。
从2001到2008年，我至少写过几百首诗。那时对诗的痴迷，旁人很难理解。诗成了我灵魂的栖息处，哪怕是一篇诗评，也能让我反复品读。生活的失落、情感的起伏，我都借诗倾诉。一首首写出来，在同学朋友间传阅。开始有人叫我诗人、作家，我也欣然接受。
如今翻看《别了》这本集子，十之六七都是情诗。其实我写过的哲理诗数量不少，只是大多不痛不痒，缺乏深度，没有收录的价值。
年少时因为爱诗，我几乎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诗作，从中汲取养分。李白的飘逸、苏轼的旷达、柳永的婉约、曹植的忧思，再到拜伦的孤傲、雪莱的理想、普希金的炽热、兰波的幻梦，以及徐志摩的轻灵、席慕蓉的清澈……这些诗行如星光相伴，都悄然融入了我的笔调。
一个作家在十几岁的年纪，或许很难写出成熟的小说，但诗人是例外。兰波十六岁写下《醉舟》，戴望舒写《雨巷》时也不过二十二岁。曹植、王勃、李贺，无不是年少便展露惊人才华。诗人往往早熟，在尚未涉世之时，他们的爱与梦，总是格外纯粹。
我庆幸在文学梦最炽烈的年岁，留下了这些诗。往后的人生，怕是再也写不出那样干净的字句。我偏爱情景交融的诗，正如在诗集序中所言：“在我所有的诗作中，受拜伦与柳永的影响甚多，偏爱前者炽烈开阔的情致，亦承袭后者以景衬情的细腻笔法。而兰波与曹植，更为这份情景叙事注入了想象的翅膀。”正是这些诗人的滋养，让我的诗既接人间烟火，亦有星河闪烁。
编订这本诗集时，按时间与体裁分为三辑。我将大一所写的《怀念在蓝田的日子》与《那一年，我在一中寻梦》收入附录。这两篇散文记录的，是我高中三年与复读岁月的真实光影，是一个少年以诗行记录成长的故事。《杭州西湖寻梦记》则是我二十五岁那年，从向往到亲临西湖的所思所感。而《东坡先生夜访苏伦》三篇古文小说，写于高三与复读那段困顿的日子，是借与苏东坡的隔空对话，完成一场自我救赎。
在诗集的序与后记中，我尝试梳理新诗的出路：将欧美浪漫主义的炽热、象征主义的幽邃，与中国古典的典雅相融，逐步构建新诗的韵律。书中也辑录了我自己对一些重要诗作的创作札记。
诗集《别了，我曾经梦过的女孩》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它记录了我十六岁到二十一岁的诗心原貌。2008年后，我很少写诗。许多人觉得可惜，但于我，诗是特定年纪的产物。中考失利、初恋遗憾、复读艰辛、异地求学，加上那时还未深陷网络，终日可在书斋中构筑自己的诗世界。大学后，接触更多社会现实，少年时的轻狂与幻想渐渐褪去。何况那时已读遍能寻到的诗作，再提笔总觉难有突破，也不愿重复自己。
后来，我在小说里找到了更自在的表达。它容纳得下我对生活日益复杂的观察。不少读者说，我的小说里总飘着诗的味道，这大概就是写诗出身，留给我的独有印记。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本诗集是最早成书的一册。它如一扇门，推开它，我才真正走进文字的世界，开始学着以诗的眼，凝视人间。
第二本书：诗集《苏伦诗选》
2026年，我从数百首旧作中遴选出六十四首，以它们本来的气息重新编列，汇为四卷，定名《苏伦诗选》。这是我对自己诗歌之路的一次郑重回望，也可视作我诗歌生涯最终的精华版。此后对外，我以此为准。
我从十四岁、读初二那年，开始尝试写新诗。起点是模仿普希金的《深思》，彼时稚嫩，却已埋下热爱。直到十六岁高一那年，写下《爱，也是一道风景》，我才第一次真正触碰到属于自己的语言与节奏。从那以后，一系列长篇格律诗陆续铺开，月亮、路灯、树梢……这些意象开始如印记般，反复出现在我的诗行之间。
前后写了七年诗，其中高峰期不过五年。那五年，几乎耗尽了青春里全部的诗情。缪斯来了又走，之后十几年，我很少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句子。
小说构建世界，诗歌安顿灵魂。如果说我的小说是跟世界的对话，那么这些诗，更像是与自己的漫长私语。它们是我写作的起点，也是所有故事的情感底色。
这本诗集的副标题叫《从西湖到剑桥》。这个名字的源头，藏在我最钟情的两位诗人身上——东方的苏东坡，西方的拜伦。我的笔名“苏伦”，正是从他们名字里各取一字，拼成属于我自己的诗学坐标。
西湖的水月烟波，装着江南千年的文心与禅意；剑桥的云影康河，淌着英伦浪漫主义的激越与长思。它们不仅是我向往的两处风景，更是我诗歌中两种精神传统的象征：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意境，一边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开阔抒情。
从西湖到剑桥，便成了一场贯穿我整个青春时代的诗意跋涉。在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凝望与远行之间，我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寻找可以安放少年心事的远方。
第三本书：长篇小说《忧郁少年行》
我写小说的年头不算短，但《忧郁少年行》才是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高二那年的寒假，我想把初中那段岁月记录下来。花了四五个月，写成一篇十万字的长篇初稿。第二次高考结束后，闲居家中，我截取其中前半部分重新打磨，这才有了《忧郁少年行》最初的完整稿。
大一时读到江南的《此间的少年》，忽然觉得我笔下的人物，竟与金庸世界里的那些身影隐隐相合。一样的性情，相似的身世。于是心血来潮，借《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中的人名，重新演绎了这段青春。
最初，我本想写成三部曲，段誉、乔峰、虚竹各占一篇。若能完成，该是一幅绵长的青春画卷。可惜写完段誉篇后，因种种缘由，乔峰篇只留下一个大纲，我便转而投入《随风荡》的创作。《忧郁少年行》从最初构想的系列长篇，终究止步于一部小长篇。
这本书的成稿，只比诗集稍晚一些。主角段誉，与《随风荡》中的苏扬一样，都是文艺青年——段誉像是苏扬年少的影子。我将自己青春里对诗歌的热望，倾注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他们都爱诗，只是段誉更多不自信，做事总带几分犹豫，眉间凝着一缕化不开的忧郁，远不及苏扬后来的洒脱与豁达。
因成书较早，又曾在网络上流传，读过《忧郁少年行》的人不算少。虽然从金庸、江南的作品中汲取了养分，文字间也偶见灵光，但如今回看，这部小说仍有不少青涩之处。借用了金庸人物的名字，它读来亲切，本质上却只是一个少年情窦初开、最终怅然落幕的初恋故事。
2008年8月改完第三稿后，曾有出版社编辑在网络连载时看中这部作品，建议我将篇幅扩至十万字以上，便考虑出版。那时我正全心写《随风荡》，便婉拒了。如今再想为它续写后来的全部故事，却已寻不回当年伏案时的心境。
2026年，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的修订，将原来的中篇扩充为长篇，在正文段誉篇之外，新增了乔峰篇和王语嫣篇两个番外，同时也梳理出小说里的人物关系线。它已可视为金庸武侠宇宙的一个衍生作品。从最初的不成熟，到如今终于配得上“我小说之路的起点”这个位置。
这部未竟的系列，就这样成了我小说路上真正的起点。它不完美，却真诚；未完成，却为我打开了那扇通往故事的门。
第四本书：长篇小说《随风荡》
至今为止，《随风荡》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故事的种子早在2005年就已埋下，那时我写了主角苏扬去惠州旅行的片段。此后断断续续，灵感来时便在课间写几段；大学期间琐事缠身，唯有寒暑假能静心执笔。就这样写写停停，直到2010年2月，才终于完成初稿。
动笔写《随风荡》，本是想向《围城》致敬，叙事间也借鉴了《红楼梦》的骨架。在我目前写过的三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就文字而言，它或许是最难读的一本。这部小说引经据典不少，字里行间带着诗意又自嘲的黑色幽默。但它承载着我那时最炽烈的文学野心，是我在文字中留下的最深的脚印。
初稿完成后，我曾将稿子发给几位爱读书的朋友。有人觉得笔法似古，读来生涩，故事也不够抓人；但认真读完的，却给予了不俗的评价。他们没想到，一个写诗的人，也能写出这般有文学厚度的小说。
毕业后，我多次将这部小说附在简历中，意外获得了不少4A广告公司的面试机会。不少面试官夸赞文笔，最难忘的，是有一家影视广告公司邀我面试，不为招聘，只为见见能写出这样小说的作者，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曾对《随风荡》寄予厚望，盼它能为我打开一扇门。可惜曲高和寡，它虽有《围城》的风骨，却远没有它们的机遇。工作之后，我渐渐收敛了文学梦，唯独对《随风荡》始终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那里藏着我太多年少时的心事与梦想。
2013年，我对小说做了一次大改：弱化晦涩，改用倒叙，重构情节，只为让它更可读。2026年的这次修订，则融入了二十年来的人生体悟。我强化了双西湖的叙事主题，让每个主要人物都有了独立的故事脉络，突出苏扬三段感情所代表的三重成长，五位理想主义者的不同归宿，以及苏扬父子之间的代际和解。整个故事终于摆脱初稿的松散，变得逻辑严谨、肌理分明。
《随风荡》的主线发生在2005至2007年，从苏扬高二暑假写到高三、高四复读，最终在学霸林雨诗的帮助下考上重点大学，与在惠州相遇的才女王思怡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杭州西湖畔重逢。故事止于苏扬赴杭州求学的那一天。结局处，他学生时代写下的诗被书商看中出版，成为堪比汪国真的诗人，像是两个时代青春的不同注脚。
2026年版本修订最关键的突破，在于新增五个番外构建起立体的人物网络，使苏扬的个人成长升华为群体精神史诗。番外篇的时间线大致延伸到2015年前后，此时主人公们已近而立之年，在各自的赛道上站稳了脚跟。
林雨诗在清华的科研攻关、孙潇的中医传承、王思怡的建筑实践、王怡萱的文创设计、阿红的视频生涯，这些独立又交织的叙事线，让理想主义不再局限于爱情，而是呈现出多元生存图景。让小说完成了从“随风荡”到“扎根生长”的蜕变。
创作这部小说时，我正沉醉于江南文脉。那萦绕在古代文人笔下的江南情怀，在我心中悄然生根。我将杭州西湖视为心灵的窗口、远方的象征。书中特意安排主角们在惠州西湖月夜泛舟，闲谈苏东坡与王朝云的旧事，寄托了我当时对人生的诸多思考。未曾刻意，却让惠州与杭州两处西湖在文字间遥相呼应，形成独特的双西湖镜像。想来，或许因为这两地都印着苏东坡的足迹，文脉相通，自有灵犀。
起初，我想把《随风荡》写得幽默风趣，最终却走向深情。读过的朋友说，字里行间总含着一丝含笑的悲伤，读者在笑的同时，心中会泛起温柔与酸楚。因为我们或许都是少年苏扬，理解他的执着，懂得他的无奈，也欣慰他最终的圆满。这部小说中的写景状物，是后来的我再难企及的。我学生时代几首重要的诗，也都化入小说之中，它也可看作我写诗岁月的一部分心灵旁白。
狄更斯曾在《大卫·科波菲尔》的序中写道：“在我所有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若有人问我最偏爱自己的哪部小说，答案或许是《随风荡》，又或许是《请许我尘埃落定》。它们在我心中分量相当，只是承载着不同年纪的心绪。一部理想自我，一部现实自我。前三十九年的人生路，我几乎都揉碎在这两部长篇的字里行间。
第五本书：长篇小说《请许我尘埃落定》
工作后的那几年，日子被琐事填满，一直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写长篇。我总想着，也许要等到三十岁以后，生活和感情都稳定下来，才有心力再去经营一部结构复杂的小说。没想到，2015年6月，一段维系多年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心里堵得难受，有太多话想说，于是我又重新拿起笔，写下了这个故事。
它最初叫《曾是青春梦中人》，后来觉得《请许我尘埃落定》更贴合我想表达的心境，既有对过往的告别，也有对安宁的期盼。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小说，也是对我那十年青春的一次诚实交代。我们年轻时，大概都曾因为某个瞬间，就那么固执地喜欢上一个人。我也不例外。那些年写过的诗，大多是为那一两个人而写。那时的感情干净得像水，以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惜世事总难如愿。
《请许我》的风格，和我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我不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而是用了更平淡、更朴实的语言，以第一人称来写，读起来没什么门槛，就像在听一个朋友娓娓道来。 用一年时间，靠每个周末写作，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刚写完初稿时，我心里并没底，总觉得它不如《随风荡》那样文采飞扬。但一些以前不太喜欢我文风的朋友，却意外地被这个故事打动。他们说，这本书比想象中更吸引人，里面有青春的爱恋、岁月的友情，也映照着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真实而动人。有学妹说，它有点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也有点《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味道，但归根结底，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也有细心的读者说，这部小说里有《平凡的世界》那样的时代感，有《围城》那样的人物群像，有《半生缘》那样回不去的遗憾，深处还藏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我确实想记录下2006到2016年那飞速变化的十年。高考改革、北京奥运、汶川地震、房价上涨、互联网创业潮、跨境电商兴起……这些不只是背景，也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除了林寒和张静雯长达十年的感情主线，其他角色也各有各的鲜活：姚远的才情与早逝、许默的安稳与妥协、叶子的敢爱敢恨、冰姐的干练飒爽、谢梦琪的坎坷与淡然、吴致远的少年早慧、李敬明的文艺腔调、温子玉的张扬与空虚、小乙的热情与通透……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属于那个年代的众生相。
过去写作，我的小说常被指故事性不足。因此在创作《请许我尘埃落定》时，我首先想的是：必须讲一个好故事。在2026年这次重写中，我着意丰富了人物弧光，强化了时代质地，让二十余位主要角色彼此牵连、互相映照，织就一张以林寒为中心的情感与命运之网。他们的爱情、友谊、亲缘、事业，他们的抉择与得失，无不与那个激荡奔腾的年代声息相通、光影交织。
故事跨越十年，主线是林寒和张静雯未能圆满的感情，同时穿插了姚远和谢梦琪、许默和徐薇、林寒和叶子等多条情感线，想探讨现代人在爱情和现实之间的各种选择。我也写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写到了早年在广告圈、影视圈的见闻，以及那场席卷全国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小说的结尾，林寒没能和青春时代最爱的人在一起，但他的人生在经历起伏后，找到了另一种圆满。他学会了承担责任，也终于放下了执念。事业上的成功，算是我对努力生活的人一份温柔的祝愿。
故事从2000年左右的粤东小城开始，结束于疫情前夕。林寒本是个数学天才，却因为中考失利和失恋打击，进了一所普通高中，从此迷上文学，荒废学业，最后成了复读生。在榕南一中那段灰暗的日子里，他遇见了张静雯。她帮他补习功课，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之后林寒去三亚读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奋斗，最初的所有努力，都只是想给张静雯一个家。可命运总是开玩笑，两人在都市奋斗中越走越远，当他终于事业有成时，却永远失去了张静雯，也错过了爱他的叶子。
《请许我》以千禧年后完整的二十年时代变迁为史诗背景，以2006-2016这充满张力的核心十年为叙事主舞台，集中刻画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梦想、爱情、失去与成长。
这本书里融入了很多身边人的影子，也虚构了不少情节。可能是因为写得太真实，有些读者误以为这是我的自传。对我来说，小说终究是虚构的艺术，它需要从现实中汲取养分，但不能被现实束缚，总要留点想象的空间。我习惯把身边人的影子揉碎了，再重新塑造。他们的某个神态、某句话，可能成为角色的底色，但角色的命运、选择、结局，都只属于虚构。本书为虚构文学作品。我无意在书中描绘任何真实人物，也无意记录任何真实事件。书中人物、情节均为艺术创作，不指向任何现实人物或事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这本书真正想触动的，或许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对内心深处那份执念的审视：当林寒收到张静雯的结婚请柬，开始回忆青春时；当姚远为了救谢梦琪而在高速上发生意外时……每个读者看到的，可能都是自己生命中某个未完成的自己。如果你在这本书里读到了自己，那不是我写进去的，是你本来就藏在心里的。
如果你读过《挪威的森林》，或许能感受到林寒身上那份青春的迷惘；如果你熟悉《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能理解他对感情近乎固执的执着。这两本书从高中起就常在我枕边，写作时可能不知不觉受了影响。如果把它看作成长小说，它又有点《大卫·科波菲尔》的味道，只是背景换成了千禧年后飞速发展的中国。《大卫·科波菲尔》是我高中时最喜欢的外国小说之一，我一直对那种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的故事很有共鸣。如果你也读过这三本书，或许能在文字间找到一条隐秘的共鸣线。
第六本书：历史职场小说《商说三国》
大学毕业后创作的《商说三国》，算是一次有趣的尝试。我让曹操、刘备和他们身边的谋臣武将在全新的商业舞台上登场，把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重新演绎成一部关于创业、管理和竞争的现代职场故事。
从题材上看，《商说三国》更像是一次古今嫁接——三国的壳，职场的核。曹操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奸雄，而是一个善于战略布局的企业家；刘备的仁义，成了他打造个人品牌的独特定位；孙权守着父兄基业，则是一个典型的创二代如何应对内忧外患的故事。
这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小说创作，而是一次借古喻今的解读实验。就像当年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里用现代语言讲历史人物，吴晓波在《大败局》里用商业逻辑剖析企业兴衰，我想做的，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用商业的逻辑，重新审视那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我发现，三国的那些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个关于人的故事：有人创业成功，有人守业失败；有人善于用人，有人刚愎自用；有人能屈能伸，有人一步错步步错。这些成败得失，放在今天的职场和商场上，依然适用。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放在今天就是掌握核心资源，占据制高点；刘备的三顾茅庐，放在今天就是求贤若渴，礼遇人才；孙权的坐断东南，放在今天就是深耕本土，稳扎稳打。
至于那些失败者。袁绍的优柔寡断、袁术的盲目自大、吕布的反复无常，也都对应着今天企业管理者容易犯的各种错误。
所以，这本书的定位，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商战小说，而是一本用三国故事包装的职场启示录。它写给那些正在创业路上摸索的人，写给那些在职场中迷茫的人，写给那些想从古人智慧中汲取力量的人。
借三国的壳，讲当下的故事。借古人的酒杯，浇今人的块垒。
这就是我写《商说三国》的初衷。
第七本书：中短篇小说集《百万门槛》
这是我长篇小说创作之外的一次集中呈现，也是我首次体系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百万门槛》以门槛为核，七篇作品，横跨2005至2026年，写尽一代人从乡村到都市、从少年到中年的精神跋涉。它不是简单的都市情感故事集，而是一部关于选择与代价的时代切片。
《百万门槛》里，688元的鞋是一道槛，百万年薪是一道槛。陈默用了十五年跨过别人划给他的槛，却发现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人看懂他走过的路。
《无人渡我》中，苏渺挑挑拣拣半生，推开了骑电动车的真心、嫌弃了公务员的平淡、沉迷了金融男的虚情、作走了踏实过日子的男人。三十五岁生日，身后空无一人。
《雏菊不语》里，沈听溪因细节太差，拒绝了一个送她雏菊的男人，嫁给会哄人的浪漫主义者。五年后商场重逢，她抱着打折奶粉，他身边已有懂他的人。
《等车的人》中，夏知微用一把自认为精准的标尺丈量相亲对象，多年后才发现，那个被她判定为职业天花板可见的男人，早已活在她无法企及的人生里。红色感叹号，是她与他之间最后的句号。
《回南时节》写广州回南天里三个年轻人的去留犹豫。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跨过门槛，犹豫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灯落何处》里，一个被浪漫叙事喂养长大的女孩，从三亚到北京到杭州，从云峰到高俊到柳总，用十年把自己过成了残次品。那盏在海边升起的孔明灯，终究落了下来。
《夏天的事》作为压轴，写所有都市人的来路。2005年粤东小镇，一场小车祸因无人走正规途径，演变成傻子堵门的荒诞闹剧。最后收拾烂摊子的不是法律，不是道理，而是一个从省城来的亲戚。这篇小说回答了前面所有故事没有回答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七篇作品既可独立阅读，又通过人物年龄谱系和时间线形成互文，构建了一代人从1983至1992年出生的完整编年史。语言克制、冷峻，用细节而非议论呈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代价。
这部书不是教你怎么跨过门槛，而是写门槛之外的东西。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推开的、错过的人。如果你曾在标准与现实之间挣扎过，如果你也曾亲手推开过一个人，你会在这本书里看见自己。
第八本书：中短篇小说集《无形之套》
这是我继《百万门槛》之后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
如果说《百万门槛》写的是“跨”——跨过物质的槛、阶层的槛、别人划给我们的那道线，那么《无形之套》写的是“卡”。
卡住。不是没努力，是努力了还被卡住。不是没方向，是方向到了跟前忽然发现，那堵墙比想象中厚，那个口子比想象中窄，而你已经被挤得喘不过气。
六篇小说，六个被卡住的人。
《无形之套》里的方守拙，四十岁，躺在一张一米五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光斑。他不坏、不懒、不笨，他只是“不动”了十几年。他不知道被嫌弃的原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被拒绝，把自己裹在“下一个更好”“我不会离婚的”这些台词里。套子不是外界给的，是他自己织的，自己钻进去的，自己把口子系上的。
《九月请假》里的苏远，三十岁，被房贷、外婆病危、试用期三座大山同时压住。他请了两次假，一次去看那个水泥格子的未来，一次去送别那个给了他家的老人。回来之后公司告诉他：“你不够紧急。”外婆的离世在KPI面前，不够紧急。
《高位站岗》里的严奇，每一步都走对了——考公上岸、买房涨了、换更大的房——然后房价跌了。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命不够好。跑网约车被同事认出，那声“师傅”比任何嘲讽都更难堪。
《层层代理》里的何薇，211毕业、外企白领、全村的希望。一场火灾烧掉一百二十万，她走上微商的路，借车拍照、租宝马发朋友圈、升级省代、囤了十五万货。到头来那些面膜堆在出租屋的角落，像一座坟。她是受害者，也是帮凶。
《标准答案》里的许帆，每一步都没走错——毕业进互联网公司、涨过工资、带过团队、买得起房——但唐颖嫌他太慢了，夏冰嫌他还没买得起房。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没有在别人要求的时间里抵达。
《六封情书》里的苏屿，大学里写了六封信，滚烫的、笨拙的、用尽全力。多年后在乌镇打了两个字“到了”，又删除。他卡在“已经过去”和“还没放下”之间。
这六篇小说，是同一个世界的另一面。《百万门槛》那一边有人跨越，这一边有人卡住。跨越的人被看见，卡住的人被忽略。但卡住的人更多。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想跨，他们只是在某个瞬间被生活掐住了脖子，然后一直没喘过气来。
从长篇到中短篇，于我而言，不是退缩，是另一种抵达。长篇小说如《随风荡》《请许我尘埃落定》，需要经营结构、铺陈细节、塑造人物弧光，那是一砖一瓦的建造。而中短篇更像一把刀，需要在有限的篇幅里，一刀下去，见血见骨。《无形之套》的六篇小说，每一篇都试图在某个具体的人生困境中，切出一个剖面，让读者看见那些被忽略的、被折叠的、说不出口的卡住。
如果你在这些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别怕。你不是一个人。你只是被卡住了。而卡住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答案，是有人告诉他：我看见了。
《百万门槛》与《无形之套》，一部写“跨”，一部写“卡”，合在一起，便是我对这代人生活状态的完整观察。有人跨过去了，有人卡住了，更多的人，在跨与卡之间，日复一日地活着。
第九本书：散文随笔集《人间行吟》
三十九岁这年，我还完成了人生中的首部散文随笔集——《人间行吟》。
它收录了我二十年来散落在时光里的文字。它不是小说，不是诗集，而是我所有创作背后那个“人”的一次集中呈现。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青春来路”，是我对二十二岁之前人生的完整回望。从故乡的童年到蓝田的迷茫，从一中的复读到三亚的海边，记录了一个敏感少年如何在与世界的磕碰中长大。第二辑“光影流年”，收录了那些陪我成长的影音记忆：林志颖、苏有朋、陆毅、周星驰、朴树、周杰伦……还有那些藏着我年少爱情想象的老电影。第三辑“笔耕廿载”，则是我对二十年写作生涯的自我交代。我的诗学谱系、重要作品的创作心迹，以及对自己九本书的诚恳导读。
这本书，是我九本书的注脚，也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对自己来路的一次诚恳交代。
若你喜欢我的诗歌，这本书里藏着它们的来处；若你读过我的小说，这本书会让你看见那些故事的来处；若你尚未读过，也不妨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叫苏伦的，已在文字里跋涉了二十三年。
回首过往二十三年。十六岁开始写诗，二十几岁写长篇，三十几岁转向中短篇。形式在变，但写的东西没变——始终是人，是人在时代里的挣扎、选择、失去和那一点点不肯熄灭的光。
我一共写了九本书：诗集《别了，我曾经梦过的女孩》《苏伦诗选》，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随风荡》《请许我尘埃落定》，历史职场小说《商说三国》，武侠青春小说《忧郁少年行》，中短篇小说集《百万门槛》《无形之套》，散文随笔集《人间行吟》。
《随风荡》《请许我尘埃落定》《百万门槛》《无形之套》，我称之为《大湾区四部曲》，它们是我的来时路，也是我献给广东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一份厚礼。
这些年，停过，徘徊过，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笔。我大概成不了那种高产的作家，但如果这辈子能写出十本完整的作品，便也算圆了最初的文学梦。小说，我肯定会继续写下去；至于诗歌，要看心里那把火还能不能再燃起来。三十九岁之后，我想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投向人与社会的关系。路还长，我还在路上。就用这几句话，为这篇文章作结吧。
年少时，谁不曾轻狂，难免眷恋那一抹青春的忧伤，
一如《忧郁少年行》里，那个在星空下独自徘徊的剪影。
然而，当岁月的风真正吹起，方知世事本无常，
人生的舟楫，终究只能《随风荡》，顺逆皆需自渡。
几经现实浪潮的拍打与磨砺，年近而立，
才懂得低头祈求：《请许我尘埃落定》。
而今，面对所有来路上的尘缘与往事，
我只想轻轻说一声：
《别了，我曾经梦过的女孩》。
看，天色将晓，我要收拾行囊，开始新的旅程了。
——2017年3月5日完成初稿
——2026年6月18日完成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