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爱水
暑假回到老家。入夜，辗转反侧，几近天亮后，方得入眠。一大早起来，开车回到烟台的家中，已是中午时分。
收拾妥当后，已精疲力竭。坐在家里的厕所马桶上，习惯性的，刷着手机。
偶然，在某音上，刷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新版《天仙配》的直播。打开的时候，剧情已经 进展到槐荫树下的场景了。
貌似大多数中国人，毋庸置疑，对黄梅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好感。我更亦是如此。做为一个从小成长在农村的穷小子，乡村剧团上演的舞台戏曲，几乎就是我最基本的道德观和社会观的启蒙。
对于黄梅戏，我一度迷恋到什么程度呢？在DVD当道的年代，单单一部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电影《龙女》，多年间，我就完整地看了不下百遍。岂止是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腔啊，就连剧中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至今，我依旧了然于心。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黄梅戏的认知，几乎都是从《天仙配》和《牛郎织女》开始的。严凤英，以一人之力，把一个地方戏的戏曲品种，推到了几乎和国粹相比肩的高度。这样的事，七十多年来，在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企及。
无论是《天仙配》还是《牛郎织女》，都是以当时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视角，把这一大波族群中的人，他们欲念里最理想化的幻想场景，不加掩饰地，硬生生照搬到戏曲舞台上。然后，利用舞台戏剧的效果，再把这部分人对于自身包括肉欲渴望的需求，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以秉持当时社会环境需要的目的，夸张放大之后，呈现出来的舞台艺术形式。
简而言之，以这两部戏曲电影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其存在的意义，首先就是满足了当时那个时代，很大一部分社会大众，对于性幻想的渴望罢了。
但是，做为一个深度的戏曲舞台艺术爱好者，即便是我第一百遍看《龙女》的时候，我依然会第几百次泪飞如雨。就像今天，一个人的周末，手机搁在眼前，我一边看戏，一边喝着茶。沙发上，我的手边，同时还放着一条用来擦拭泪水的毛巾。
电影《天仙配》的故事场景，发生在丹阳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宣城地区。四年多前，我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了整整两年的时光。这个时间，和李白在宣城待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我和李白，跨越一千多年的时空阻隔，我们俩，在宣城这块土地上，各自喝的酒，我有兴趣，可以与太白兄一较高下。
初到一地，言语不通，本不奇怪。本地同事们之间的方言交流，于我来说，甚至还不如我当初在韩国工作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所居住的小区里面，来了当地黄梅戏剧团的演出，在听懂安徽方言层面的任督二脉，一下子给我打通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谁的眼泪在飞？那既是流星的眼泪，也意味着好运就要来临。一台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大戏《天仙配》终了，我已经成了江州司马，手里毛巾透，身上青衫湿。
由来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疯子因情而疯，傻子因情而傻。此世间，若无情事，若心无情，又奈何为人？
一个天上的仙女，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偶然透过云端，俯瞰苍生的时候，一见钟情，奋不顾身地爱上了一个家徒四壁的打工人。于是，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建设，在这部戏剧的开篇，就很自然地建立起来了。
地主老财代表了金钱奴役，玉皇大帝代表了权力的威慑。也就是说，这世界，最完美的爱情，可以冲破金钱奴役的牢笼，但是，在社会权力的威慑下，爱情的双方，终将不得不沦为生育的机器。而所谓的爱情，也只是枕戈待旦的黄粱一梦。愿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当下的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很多年前，还是个单身的老姑娘，在跟随中国作协代表团去看望冰心的时候，谢老问她，“你结婚了吗？”
铁凝答，“没有，我还在找。”
谢老说，“你不要找，你要等。”
你千方百计找来的，只可能是婚姻。而爱情，永远都是以自己的节奏，翩然而来的。后来，铁凝嫁给了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可谓珠联璧合。
婚姻是吃饭，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郝思嘉和白瑞德的各取所需。
单方面的爱情，就像郝思嘉亲手编织的那顶帽子。她因为喜欢自己的手工，就不由分说地把这顶帽子，戴到骑着马飞驰而来的艾希礼的头上。于是，她出于对这顶帽子的爱，便疯狂地爱上了戴着帽子的艾希礼。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爱情，莫过于《廊桥遗梦》那样的。大雨中，被浇成落汤鸡一般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幽怨地盯着缓缓驶过的汽车。他爱的人，坐在车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她的右手，紧紧地扣在车门开关上。
打开车门，就是以爱情为名，不管不顾的对于新婚姻的追逐。
看着情人在大雨中的强烈期待，不动声色地压抑住自己的情感。表面上，无动于衷。
然后，把这份感情，留存于心。一刻也不曾忘记的，带到这一世的终点。
中年人的爱情，悲伤，哀怨，卑微。既不能抱薪救火，也不能奋不顾身。
所以，在戏曲舞台上，找寻自己的心灵寄托，权当是潜意识的自我放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