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开幕首日，我在一个卖中外名著的摊位前站了很久。
《少年维特的烦恼》《窄门》这些熟悉的文学经典被平码在展台上，十五元一本，五十元五本，有的价格还要更低。再往前走，《史记》《道德经》《了凡四训》之类的国学套装成摞摆放，《国富论》厚厚几册堆在一起，刘慈欣的套装也挂上了醒目的折扣牌。有些书摆在展位外围，落了些灰，偶尔有人俯身看看价格，却鲜少真的拿起来翻。
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兴奋——几年前的我很喜欢一头扎进书堆里，在书店泡上一整个下午，从一排看到另一排，再抱几本书回家。可这一次，面对一本只卖十五元的经典，我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念头竟然是：买回去，我真的会读吗？
同行的友人也有类似的感慨。我们站在那几排书前，看着远低于印象中的价格，谈起过去书籍在人们心里的分量。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真正让我感慨的或许根本不是“书怎么这么便宜了”，而是书已经便宜到这个程度，我仍然没有立刻把它带走。十五元并不是一个令人犹豫的价格；真正昂贵的，是买下它之后需要交出去的十几个小时。
可如果因此说“现在的人不读书了”，走不了几步，这个判断就会在书展现场破产。2026上海书展于8月12日至18日举行，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继续作为“双主场”，主会场约4.2万平方米，全国约380家出版机构参展，莫言、梁晓声、迟子建、马伯庸、紫金陈等作者都在受邀名单之中。我经过中央大厅时，几场作者见面会都坐着不少人。音乐剧创作者和新书作者在台上分享，台下有人听得认真，也有人举手追问；几乎所有有签售的地方，都很容易拉出一条长队。几天后莫言老师将在这里围绕新书《人呐》与读者见面，当我看到活动通知想约莫言的新书活动，发现已经约不到了。
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书真的正在失去读者，为什么人们又如此渴望见到写书的人？
这种矛盾在另一个展区更加明显。走到宛平南路600号的文创摊位附近，几乎到了挤不进去的程度。有人在挑帆布包和小物件，有人举着手机在拍照，有人干脆开着直播，一边在人群里移动，一边向屏幕另一头介绍自己看到的东西。书架前寂寥到能听见翻书声，文创摊前却不断有人举起手机、扫码、询价、排队。事实上，这种热闹并非今年第一次出现：2025年上海书展的“阅界夜市”上，宛平南路600号摊位就曾成为高人气摊位；而到了2026年，书展继续主动扩大文创、非遗、演艺、游戏等业态，官方对书展的定位也已经明显超出单纯的图书展销。
站在这两处相隔并不远的展位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错位：《史记》《窄门》这些曾经被赋予某种精神重量的书，正在以越来越低的价格等待被挑选；一个帆布包、一个文化IP、一场签售、一场作者见面会，却迅速聚拢人的注意力。它们之间只隔了不到一百步，却像是两个时代的展位。
厚重的东西变得便宜，轻巧的东西却拥有了昂贵的注意力。
但我并不想把这种景象简单归结为文创热潮下图书遇冷，更不愿意站在年轻人的对面感慨“这一代人不再读书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年轻群体的一员，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变化。更何况，数据并不支持“书已经卖不动”的简单叙事：2025年上海书展接待读者超过38.2万人次，图书销售总码洋6472.7万元，同比增长31.6%；与此同时，文创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017万元，同比增长100.1%。书卖得更多了，只是文创增长得更快。这组数据真正可以用来追问的，或许不是“书和文创谁赢了”，而是为什么人们正在用越来越多不同的方式接近书。
过去，一场书展中最常见的动作似乎很简单：看书、选书、买书。今天，一本书的周围却长出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读者可以听作者讲述创作历程，请作者签上名字，在一场活动中认识它，从一个短视频里第一次看到它，也可能先买下一个与它相关的文创，再在几个月以后真正翻开它。一本书开始拥有漫长的“外部”：作者、讲座、签售、舞台、IP、文创、直播和社交媒体，共同构成了它抵达人的路径。
这当然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当伍尔芙、鲁迅、卡夫卡被印在帆布包上，当文学作品首先以一句适合拍照的文案、一个可以挂在包上的符号出现时，我们究竟是在接近文学，还是只是在消费“我喜欢文学”这个标签？一个人背着作家头像的袋子，并不意味着他读过这个作家。文化符号越容易被携带，真正的阅读可能越容易被悬置。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可书展里那些作者活动和签售长队，又提醒我不要太快下判断。一个年轻人或许会因为一个帆布包来到展位，因为一场签售会买下一本原本不知道的书，因为看见作者本人而第一次对一部长篇小说产生兴趣。文创也好，见面会也好，它们既可能成为阅读的替代品，也可能成为阅读的入口。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书的周围出现了多少“非书”的东西，而是这些东西最终把人带回了书页，还是让人停在书页之外。
也正是在这里，我开始重新理解自己面对十五元经典时的迟疑。
我并没有突然失去对书的兴趣。现在看到一本真正喜欢的书，我仍然会有购买的冲动；读到好的文字，仍然会忍不住划线、折页，甚至兴奋地推荐给别人。改变的是另一件更隐蔽的东西：我越来越难毫无顾虑地把连续几个小时完全交给一本书。消息弹出来，回一下；手机亮了，看一眼；读到二十页，想到还有另一件事没有处理。阅读没有消失，却被切成了越来越多的碎片。书架上“以后一定会读”的书越来越多，“拥有一本书”和“读完一本书”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长。
这或许才是今天纸质书真正遭遇的变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里，书首先是一种稀缺品。获得一本书需要成本，找到一本书需要运气，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本身就是某种精神财富。今天则恰好相反。经典正以前所未有的低门槛存在于我们身边：纸质书可以买到折扣本，旧书平台可以淘到廉价版本，电子文本几乎随时能够调取。知识的供给越来越丰富，获取文本的成本不断下降。当书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人愿意留给它的、未经切割的时间。
因此，那天真正让我不安的，并不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只卖十五元，也不是几套厚重经典摆在角落里无人翻动。如果价格越低越应该刺激购买，那么一本十五元的名著本应比过去更容易被带回家。可事实是，当获取一本书已经变得足够容易，“得到它”本身不再构成迫切的欲望。以前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书可以读，今天更常见的困境却是：书就在手边，我们还有没有耐心真正进入它？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展的变化只是时代变化的一个切片。2026上海书展正在继续扩大线上服务、AI荐书、直播、文创和跨界体验；这种主动变化当然有商业逻辑，却也透露着出版业对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书今天面对的竞争者早已不只是另一种书。一本长篇小说和一个短视频、一条消息、一场直播、一款游戏，都在争夺同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书无法再仅凭“我是一本好书”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人的时间，它也开始学习被看见、被传播、被谈论，甚至被拍照和被打卡。
过去，是人寻找书。今天，越来越像是书在寻找人。
离开展厅之前，我又经过那个卖名著的摊位。十五元一本，五十元五本，价格牌还挂在那里。《窄门》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仍安静地平码着。不远处，有人举着手机直播；再远一些，一支签售队伍绕过展架，后面的人探着头往前看。两幅画面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书展里，很难说哪一幅更真实地代表今天的阅读。
我忽然觉得，我们不必急着为纸质书写挽歌。书并没有离场，人们对作者、故事和思想的兴趣也没有消失。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书在人生活中的位置：它从一种需要寻找和珍藏的稀缺物，变成了一个必须与无数内容共同争取注意力的存在。
这也让书面对一个比“怎样卖得更便宜”困难得多的问题。
在一个什么都可以迅速得到的时代，怎样让一个已经习惯不断切换的人，愿意停下来，把一段完整的时间交给一本书？
• （作者系苏州大学学生，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方海文
责编 辛省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