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米

楔子

1992年深秋，我十七岁。二婶往我口袋里塞了八百块钱，那卷钞票里夹着一张纸条。回到家展开，上面只有六个字：别让你二叔知道。

第一章 借米

那年秋天的雨来得比往年早。

我蹲在屋檐下看着院子里积的水洼，雨点子砸下来，溅起一片泥点子。屋里的缸底已经刮了三天的响声了，我娘每回拿瓢去舀，那声音都跟刮骨头似的。

“小远。”我娘在屋里喊我。

我起身进去，看见她站在米缸边，手里攥着那条蓝布围裙，指节发白。她没回头，声音倒还稳当：“去你二叔家，借十斤米。”

我应了一声，接过那条补了两回的面口袋。

“记着，是借。”我娘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脸上却没什么表情，“等过了这阵子，咱们加倍还上。”

她瘦了很多。我爹走了快两年，她就瘦了两年。村里人都说赵家的寡妇撑不住，要把小远送人，可她硬是没松过一口气。只是那口气撑着她，也熬着她。

我出门的时候雨小了些，土路被泡得稀烂，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脖子。从我家到二叔家要走三里地，平时不算什么，可那天的路好像格外长。

二叔家在村东头，新盖的红砖瓦房，在这一片土坯房里特别扎眼。

院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二叔。”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二婶？”

灶房那边传来响动，二婶探出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出来。

“小远？下这么大雨你咋来了？”

二婶长得不算好看，但笑起来很暖和。她嫁过来那年我才九岁，她给我缝过书包，做过棉鞋，比亲婶子还亲。后来二叔做生意发了点财，盖了新房，她反倒没有以前爱笑了。

我把面口袋从怀里掏出来，低着头说：“二婶，我娘让我来借点米。”

“借米”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的脸烧得厉害。

二婶接过面口袋，说了句“你等着”，转身进了灶房。我站在院子里，雨丝打在脸上凉飕飕的。堂屋的门开着一条缝，我能看见里面摆着电视机，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那年头整个村子里也没几台。

等了一会儿，二婶还没出来，二叔的声音倒先从堂屋里传出来了。

“门口站着的是谁？”

我心里一紧。门被推开，二叔端着搪瓷缸子走出来，看见是我，眉头就皱了起来。

“下这么大雨跑来做啥？”

“二叔，我来……”

“又是来借东西的？”他打断我，语气不算重，但那种不耐烦是藏不住的，“上个月不是刚借了二十斤苞谷面吗？”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婶这时候从灶房里出来了，手里的面口袋鼓鼓囊囊的。她看见二叔站在院子里，脚步顿了一下，随即走过来把口袋递给我。

“他二叔，就十斤米。”她轻声说了句。

二叔看了一眼那口袋，又看了一眼二婶，抿了抿嘴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堂屋。门没关严，我听见搪瓷缸子磕在桌上的声音。

“小远，拿好了。”二婶把口袋塞到我手里，顺势靠过来，像是替我拍了拍肩膀上的雨水。

就在她靠近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一卷东西被塞进了我的上衣口袋。

那卷东西塞得很深，几乎贴着我的肋骨。

我愣住了，抬头看她。

二婶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甚至没有看我，转身就往灶房走，嘴里说着：“回去跟你娘说，米不急着还。”

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个动作和她平时做完饭擦手的动作一模一样。

雨又下大了。

我把面口袋揣在怀里，低着头往回走。口袋里那卷东西硌着我，隔着两层衣服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没有回头看二婶家，可走到村口拐弯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二婶站在院门口，远远地望着我这边。

雨雾把她的身影拉得很模糊，像一截被雨水泡软了的木头。

那天回家的路，我走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泥浆溅了一裤子，裤腿湿透了，可我什么都顾不上。进门的时候我娘正在灶房里烧水，看见我浑身湿透的样子，赶紧拿毛巾来给我擦。

“咋了？你二叔说啥了？”

我把面口袋递给她：“没说什么，二婶给的米。”

我娘接过口袋，掂了掂，眼圈一下子红了。她转过身去抹了一把脸，声音有些哽：“你二婶是个好人。”

我站在她身后，手不自觉地按住了上衣口袋。

那卷东西还在，硬硬的，带着二婶的体温。

吃过晚饭，我娘去邻村给人做针线活了。我一个人待在屋里，从口袋里掏出那卷东西，手指有些发抖。

是一卷钱。

十块的，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我把橡皮筋褪下来，一张一张地数。数到第三遍的时候，手指已经开始发颤了。

八百块。

整整八百块。

1992年的八百块是个什么概念？我爹活着的时候在镇上做工，一个月才挣一百二十块钱。八百块，够我们娘俩过大半年。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可就在这时，我发现钱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

很小的一张纸，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叠成了一个小小的方块。我展开它，上面是二婶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六个字——

别让你二叔知道。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看到眼睛发酸，看到那字迹在灯光下慢慢变得模糊。

我把钱和纸条一起塞到了枕头底下，躺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一沓钱的厚度。雨声还在窗外响着，滴滴答答的，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很远很远的鼓。

那一夜我没睡着。

十七岁的我能想明白很多事情，可也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二婶为什么要偷偷给我钱，比如那八百块钱是她攒了多久的私房钱，比如她塞钱时那个若无其事的背影里，到底藏了多少不能说出口的话。

我翻了个身，枕头底下的钱发出轻微的响声。

窗外雨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着院子里的水洼，亮晶晶的，像碎了一地的银子。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娘，村口就传来了消息。

二婶病了。

消息是隔壁王婶子带过来的，说二婶昨天晚上突然发高烧，烧到说胡话，二叔连夜借了辆三轮车把她送去了镇卫生院。

我娘听了急得不行，放下手里的活就要去看。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米缸里舀了两碗米装好，说不能空着手去。

我跟在她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把那卷钱攥得紧紧的。

到了镇卫生院，二婶已经挂上了吊瓶，躺在病床上，脸烧得通红。二叔不在，说是去交费了。

我娘把米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握着二婶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二婶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含含混混地说着什么，听不太清。

我站在病房门口，手心里的钱已经被攥得发烫了。

二叔交完费回来，看见我和我娘，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说什么难听的。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单子，在手里翻了翻，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住院费要交两百，我身上就剩八十了。”他站在走廊里跟我娘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大嫂，你那里……”

我娘愣了一下，随即开始翻口袋。她把身上所有的兜都翻遍了，翻出来一把零钱，最大的一张是五块的，加起来还不到二十。

“我回去借。”我娘站起来，嘴唇抿得发白，“我去找王婶子……”

“娘。”我喊住她。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卷钱，从里面抽出两张一百的，剩下的重新塞回去。我把那两百块钱递到我娘手里，说：“先用这个。”

我娘愣住了，二叔也愣住了。

“你哪来的钱？”我娘的声音都变了调。

“二婶给的。”我说。

这话一出口，二叔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看看我，又看看病床上的二婶，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说。他接过那两百块钱，转身去了收费处。

我娘抓着我的手，抓得生疼。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问号。

我把剩下的钱掏出来，连着那张纸条一起，放到了她手心里。

我娘展开纸条，看了一眼，眼泪就下来了。她蹲在医院的走廊里，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蹲下去，想扶她起来。她抓着我的手，抓得特别紧，指甲都嵌进我的肉里了。

“小远，”她抬起头来，满脸是泪，声音却异常地平静，“这钱，咱们一分都不能动。”

她把纸条仔仔细细地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站起来，抹了一把脸。

“等你二婶好了，这钱得还给她。她攒这钱不容易。”

我点了点头。

可我娘不知道，当时的我也没想到，等到二婶真正好起来的那一天，这笔钱背后藏着的秘密，才终于浮出了水面。

而那个秘密，会将我们两家牢牢地捆在一起，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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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病房

二婶在镇卫生院住了四天。

那四天里，我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家里仅剩的那点米熬成粥，装进搪瓷缸子里，用一块旧棉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让我送到医院去。

二婶的烧反反复复，退了又烧，烧了又退。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得好好养着，不能再受凉受累。

二叔白天要在镇上照看他的杂货铺子，晚上才来医院陪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娘在病床边守着。

我不送粥的时候，就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等着。那把长椅的漆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坐上去嘎吱嘎吱地响。

第四天下午，二婶的烧终于退了。

我端着空了的搪瓷缸子从病房里出来，在走廊上撞见了二叔。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小远。”他喊住我。

我停下来，转过身看他。

二叔走过来，把塑料袋塞到我手里。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重，拍得我肩膀往下一沉。

他进了病房，我拎着那袋苹果站在走廊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二叔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但他拍我那一下，比说什么都管用。

出院那天是个晴天，秋日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二叔借了辆三轮车来接二婶，二婶裹着一件旧棉袄坐在车斗里，脸色还是苍白的，但眼睛里有了点活气。

我娘帮她收拾东西，把我送去的那个搪瓷缸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塞进她随身的包袱里。

“大嫂，”二婶拉着我娘的手，声音还很虚弱，“这几天辛苦你了。”

“说啥呢。”我娘眼眶一红，“你好好养着，别的啥都别想。”

三轮车发动的时候，二婶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感激，不是愧疚，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把一个秘密托付给了不该托付的人，又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下意识地按了按上衣口袋，那卷钱还在里面。

回家的路上，我娘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踩着她的脚印走。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她忽然停住了。

“小远，你说你二婶哪来那么多钱？”

这个问题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过很多遍，但始终没有答案。二叔在镇上开杂货铺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宽裕，可也没宽裕到能让二婶随手拿出八百块的地步。

“我不知道。”我说。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不管咋说，这钱咱们不能要。等你二婶身子好了，我找机会还给她。”

可机会还没来得及找，事情就有了变化。

二婶出院后的第三天，王婶子上门来了。

王婶子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喇叭，谁家的事情她都知道，谁家的事情她都管。她一进门就拉住我娘的手，神神秘秘地说：“秀兰，你听说了没？”

“听说啥？”

“你那个妯娌，赵老二家的，”王婶子压低了声音，“她娘家人来了，她弟弟，带着他那个混账姐姐，在赵老二家门口吵了一上午了。”

我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为啥事？”

“还能为啥？钱呗。”王婶子一拍大腿，“听说她弟弟去年娶媳妇，她偷偷拿了一大笔钱回去，赵老二一直不知道。这不，她弟弟又来了，说她答应再给两千，帮着盖房子。她那混账姐姐也跟着来闹，说她偏心娘家，当年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

我端着碗的手一抖，差点把碗摔了。

八百块钱的秘密，突然就有了一个答案。

“她哪来的钱给她弟弟？”我娘的声音有些发抖。

“谁知道呢，都说赵老二那个铺子挣钱，可赵老二管钱管得紧，她手头哪能有多少。”王婶子摇摇头，“估摸着是这些年偷偷摸摸攒的私房钱吧。这人啊，看着老实，心眼可不少。”

王婶子走后，我娘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我从屋里出来，蹲在她旁边，把那卷钱掏出来，递到她面前。

“娘，这钱……”

我娘接过那卷钱，手指摩挲着橡皮筋扎着的地方，眼圈红了。

“你二婶这个人，”她轻轻地说，“娘家人是娘家人，咱们是咱们。她把钱塞给你，是从她自己嘴里省下来的。这跟她娘家人要的那些钱，不是一回事。”

我看着我娘，看着她把那卷钱重新塞回我手里。

“收好了，等她身子好了，咱们还给她。她要给谁，那是她的事。咱们不欠人家的情分，也不能让她觉得，这钱咱们拿着是理所应当的。”

我点了点头，把钱重新揣进了口袋里。

那天晚上，我又把那六字纸条拿出来看了一遍。

别让你二叔知道。

现在我明白她为什么不让二叔知道了。二叔要是知道她手里有钱往娘家送，还偷偷塞给侄子八百块，以二叔那个脾气，怕是能把房顶掀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给我。

十七岁的我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我想不明白二婶为什么会发烧到说胡话，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自己都不宽裕的情况下还要接济我们，更想不明白她那个人高马大、凶神恶煞的弟弟，为什么敢理直气壮地来要钱。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我脑子里，越理越乱。

第二天，我决定去二叔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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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娘家人

我去的时候，二叔家门口围了一圈人。

村里就是这样，谁家有点风吹草动，比唱大戏还热闹。我挤进人群，看见院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车斗里还扔着几根钢筋，锈迹斑斑的。

院子里站着三个人。

二婶坐在门槛上，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她身上还裹着那件旧棉袄，头发也没梳，散乱地披在肩上。

她面前站着一男一女。男的三十来岁，身材魁梧，脸盘和二婶有几分相似，但眉眼间全是凶悍之气。女的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叉着腰，唾沫横飞地指着二婶骂。

“你这个做妹妹的，良心叫狗吃了！你侄子娶媳妇你才出了多少钱？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倒好，嫁出去就忘了娘家了！”

这是二婶的姐姐，我见过一次，在她弟弟的婚礼上。那天她也是这样，叉着腰骂人，骂的是她自己的男人。

二婶的弟弟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脸色却很难看。他的眼睛不看二婶，也不看他姐姐，而是盯着院子里停着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像是在盘算什么。

二叔不在家，这个点他应该在镇上的铺子里。

二婶坐在门槛上，嘴唇抖得厉害，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跟你说，今天不拿两千块钱出来，我们就不走了！”二婶的姐姐声音越拔越高，像是故意要让全村的人都听见，“你男人开着铺子，家里有电视机，你跟我们哭穷？你骗谁呢！”

周围看热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人说二婶嫁得好，有人说二婶不顾娘家，还有人说赵老二抠门，把媳妇管得太死。

我站在人群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口袋里的那卷钱。

二婶抬起头来，在人群里扫了一圈，目光扫过我身上的时候停了一下。那一瞬间，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变成了哀求。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别出来，别说话，别让你二叔知道。

可我的脚不听使唤。

我推开前面的人，走进了院子。

“你们干什么？”

我的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坐在门槛上的二婶，包括叉着腰的姐姐，包括一直沉默的弟弟。

二婶的姐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撇了撇：“你谁家的小崽子？这有你说话的份？”

“我是她侄子。”我说，“你们要钱，等我二叔回来再说，在这堵着门算什么？”

“哟，侄子？”姐姐冷笑一声，“侄子算什么东西？我们才是她娘家人，她亲姐姐亲弟弟！你个外人少管闲事！”

她说着，往我这边走了两步，伸手就要推我。

这时候，二婶忽然站了起来。

她站得很猛，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攒在了这一个动作上。棉袄从肩膀上滑下来，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衣。

“够了。”她说。

声音不大，却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二婶的姐姐也愣住了，伸出来的手悬在半空中。

“姐，小武，”二婶的声音很轻，却一字一顿，“你们回去吧。钱的事，等我身子好了再说。”

“等你身子好了？你这一病谁知道要病多久？你侄子还等着用钱呢，你……”

“我说，回去。”

二婶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她站在那里，瘦得像是风一吹就能倒，可眼睛里的那一点光却亮得惊人。

院子里又安静了。

二婶的弟弟终于开口了。他从进门到现在就没说过话，这一开口，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姐，姐夫那个铺子，一年能挣不少吧。”

这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二婶看着他，嘴唇抖了一下。

“咱们是一家人，你帮帮我，我也记你的好。”他说着，嘴角甚至扯出了一个笑容，“姐夫那边，你不会跟他说的，对不？反正钱的事他又不知道。”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他知道。

他知道二婶在瞒着二叔往外拿钱。他知道这笔钱二叔不知情。他在拿这个当把柄，拿捏着自己的亲姐姐。

周围看热闹的人未必听出了这一层意思，可我离得近，我听得清清楚楚。

二婶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白得比刚才更厉害，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

“小武，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弟弟的笑容没变，声音却更低了，“姐，我不为难你。两千块，给了我就走。以后也不来烦你。”

我的手伸进了口袋，摸到了那卷钱。

那卷被我的体温捂得发烫的钱。

可就在我准备把钱掏出来的时候，一个声音从人群外面传了过来。

“谁在这里闹事？”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二叔回来了。

他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两箱货，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服，袖口磨得发亮。他走进院子，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二婶身上。

“你咋坐这儿？外面风大，进屋去。”

他说着，把自行车支好，走到二婶面前，把她扶起来。他的动作不算温柔，但很稳当。然后他转过身，看着二婶的姐姐和弟弟，脸上没什么表情。

“大姐，小武，你们来了？”

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候。

二婶的姐姐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这会儿倒有些讪讪的。她咳嗽了一声，刚想开口，二叔抬手打断了她。

“有什么事，进屋里说。门口这么多人看着，不像话。”

他说完，扶着二婶先进了屋。二婶的姐姐和弟弟对视一眼，也跟着进去了。院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把看热闹的人群隔绝在外面。

我站在院子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堂屋的门没关严，我能听见里面二叔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大姐，你刚才在门口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二婶的姐姐似乎想解释什么，二叔没给她机会。

“小武去年结婚，我拿了五百块的份子钱。今年你们说盖房子，我也应了再帮两千。这些钱是我赵老二该出的，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沉了下来。

“但是，你们今天趁我不在，堵着我家门口逼我媳妇，这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再有下回，别说两千块，赵家的大门你们都别想进。”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我听见二婶压抑的哭声，细细的，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站在院子里，秋天的风刮过来，吹得我浑身发冷。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卷钱，忽然觉得它沉得像是揣了一块铁。

有些账，算不清楚。

二婶欠娘家的，娘家欠二婶的，二叔欠二婶的，二婶欠二叔的——这世上最难算的账，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是刻在人心里那些看不见的债。

那天的闹剧最终以二叔拿出一千块钱暂时平息了。二婶的姐姐和弟弟拿着钱走了，骑着那辆破摩托车，车斗里的钢筋颠得咣当响。

我走的时候，二婶追出来叫住了我。

她站在院门口，头发还是乱糟糟的，棉袄的扣子也没系好。她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几个鸡蛋。

“拿回去，给你娘。”她说，“这阵子你们也没吃好。”

我握着那袋鸡蛋，说不出话来。

“那钱……”二婶低下了头，声音轻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是干净的。是我攒了好几年的，没让别人知道。”

她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却笑了一下。

“别嫌少。”

我摇了摇头，脖子梗得发硬。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鸡蛋在塑料袋里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小心翼翼地呼吸。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二婶嫁过来的那一年，我才九岁。我爹还活着，二叔还没开铺子，我们两家人挤在一座老宅子里，妯娌俩共用一个灶台。有一回过年，二婶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五毛钱。她蹲下来，凑在我耳边说：“别让你二叔知道，他该说我了。”

那年她也说了同样的话。

只是那时候的五毛钱变成了八百块，那时候的新媳妇变成了如今这个被生活磨去了笑容的女人。

我攥紧了那袋鸡蛋，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我娘正在灶房里生火。我把鸡蛋递给她，她接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

“娘，那钱，”我站在她身后，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咱们先留着。”

我娘转过头来看我。

“等我有出息了，加倍还给二婶。”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映在我娘的脸上，把她眼角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她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上有老茧，粗糙得像砂纸，可那只手摸在头上却很暖。

比灶膛里的火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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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冬至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一月没过完，第一场雪就落下来了。雪不大，稀稀拉拉的，落到地上就化了，把土路搅成了一锅泥汤。

二婶的身子慢慢好了起来，脸色虽然还是不太红润，但至少能下地走动了。她来我家串过两回门，每回都不空手，有时候是一把粉条，有时候是一罐猪油。我娘推辞不过，就收下了，背地里却一样一样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这都是要还的。”我娘说。她那个小本子是用我的旧作业本改的，封面上写着“账本”两个字，里面的字写得密密麻麻。

我去镇上的次数多了起来。

二叔的杂货铺子在镇子东头，门脸不大，但货挺全。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小孩子的零食，过年用的鞭炮，什么都卖。我去的时候，二叔正蹲在门口理货，看见我，招了招手。

“小远，过来。”

我走过去，他从货架上拿了一包饼干塞到我手里。

“二叔，我不要。”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拒绝，“你婶子让我给你留的。”

我接过饼干，发现包装上印着一个大公鸡的图案，是那年头最时兴的牌子。这包饼干在柜台上要卖一块二，够买两斤大米。

“你婶子说你这孩子懂事。”二叔低头理着货，像是自言自语，“那天在医院，你掏那两百块钱，我看见了。”

我愣住了。

“你婶子给你钱的事，我没问她。”二叔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这个人，嘴笨，心软。有些事她不说，我也不问。日子嘛，能过下去就行。”

他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笑了一下。

“你爹在的时候，我们兄弟俩也吵过架，也红过脸。可不管咋吵，打断骨头连着筋。”他转过头来看我，“小远，你爹走得早，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不容易。往后有啥难处，别光想着自己扛。你二叔没啥大本事，但多双筷子还是有的。”

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从镇上回来，我把饼干放在桌上，我娘问是谁给的，我说是二叔。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去灶房做饭。我听见她在灶房里哼歌，哼的是我爹在世时爱唱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哼得不成调，却比任何曲子都好听。

冬至那天，我娘包了饺子。

白面是赊来的，馅是白菜掺一点点猪油渣，闻着香，吃着却寡淡。包了六十个饺子，我娘装了三十个在碗里，用笼布裹好，让我给二叔家送去。

“你二婶身子刚好，不能让她再操劳了。”我娘把碗递给我的时候，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把那碗边上的面糊擦得干干净净。

我端着碗，走在雪地里。雪比前几天大了些，纷纷扬扬的，落在地上不再化，积了薄薄的一层。

到了二叔家，院门关着，我敲了敲，没人应。

我又敲了敲，还是没人。

我心里有点发毛，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的，一推就开了。

院子里的雪地上有脚印，凌凌乱乱的，从堂屋一直延伸到灶房。我顺着脚印走过去，听见灶房里有动静。

门半开着，我往里看了一眼，整个人僵住了。

二婶跪在地上，面前是一摊碎瓷片。她的手里捧着一把扫帚，却不动，就那么跪着，肩膀一抖一抖的。

堂屋里传来二叔的声音，很低，却像闷雷一样滚过来。

“……你给谁钱我不管，你借给你弟弟我也不管，可你不能瞒着我。咱们是两口子，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把我当什么了？”

二婶不说话，只是跪着。

“八百块。”二叔的声音忽然哑了，“小远在医院拿出两百块的时候，剩下的六百我也看见了。我没吭声，是给你留着脸。桂兰，咱们结婚八年了，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

我的手指攥紧了碗边，碗沿硌得手心生疼。

二婶终于开口了，声音碎得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

“我不敢。”

“你不敢啥？”

“我不敢跟你说。”二婶的声音忽然大了一些，“你忘了那年我娘生病，我跟你说了三天你才松口借了二百块。你还记得不？你说那是最后一次。你说我娘家是个无底洞，填不满。”

二叔没说话。

“小武结婚那次，我跟你商量，你说最多出五百，多一个子儿都不行。可小武是我亲弟弟，他结婚，我这个当姐姐的出五百块，在娘家连头都抬不起来。”二婶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不敢跟你说。我只能自己攒。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一分一分攒。攒了好几年。”

灶房里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门口，雪落在我的肩膀上，化了，又落上，又化了。碗里的饺子已经凉了，凉得透透的。

“你给大嫂的那八百，也是你攒的？”

“是。”

“为啥？”

二婶没有回答。

二叔又问了一遍：“为啥？”

“因为大嫂对咱家有恩。”二婶的声音忽然平静了，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你忘了，我可没忘。大哥走的那年，大嫂把家里仅剩的三百块钱都拿出来了，给你进货。你那个铺子，是大哥大嫂的血汗钱开的张。”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这件事我不知道。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

“大嫂从来没跟小远提过这事。”二婶说，“她不让说。她说亲兄弟，帮衬是应该的。赵老二，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大嫂跟咱们张过一次口没有？人家娘俩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从来没到咱家来哭过穷。”

二叔还是没说话。

“我给小远那八百块，是我欠大嫂的。”二婶的声音轻轻的，像是说给自己听，“人家不跟我要，我不能不还。这是做人的道理。”

灶房里传来了脚步声。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假装刚从院门口进来。

二叔从灶房里走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他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已经恢复了平时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

“二叔，”我把碗递过去，“我娘包的饺子，让我给你们送点来。”

二叔接过碗，低头看了看碗里已经凉透的饺子。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进屋吧，外面冷。”

那天晚上，我在二叔家吃的饭。

饺子重新热了一遍，二婶又炒了两个菜，一个是白菜炒肉，一个是土豆丝。二叔开了瓶白酒，给我也倒了一小杯。

“男孩子，喝点酒没事。”他说。

二婶瞪了他一眼，但没说什么。

饭桌上，二叔喝了不少。喝到最后，他拉着我的手，舌头都大了：“小远，你二叔不是坏人。我就是……就是有时候转不过弯来。你爹在的时候，总说我不懂事。我现在懂事了，可他没了。”

二婶别过脸去，肩膀一颤一颤的。

我端着那杯酒，没喝。杯子里的酒映着头顶的灯泡，黄澄澄的，像一轮泡在酒里的月亮。

回家的路上，雪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

我推开家门，我娘正坐在灯下补衣服。她抬起头来看我，问了一句：“你二婶吃了没？”

“吃了。”

“那就好。”

我脱了鞋，在我娘对面坐下来。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小小的，像一片枯了的树叶。

“娘。”

“嗯？”

“我爹走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叔留了三百块钱？”

我娘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些意外，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是不是。”

我娘把针别在袖子上，叹了口气。

“是。”她说，“你爹走的那年，咱家就剩那三百块钱了。你二叔要开铺子，到处借钱借不着，我就把那三百给他了。”

“你为啥不跟我说？”

“跟你说啥？”我娘低下头继续补衣服，“那是你爹的亲弟弟。你爹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老二不懂事，让咱们多担待。他要是知道那三百块钱帮他弟弟开了个铺子，在底下也能闭眼了。”

我走过去，蹲在我娘面前，把她手里的针线拿过来，放在一边。

“娘，那三百块钱，二婶还了。”

我娘愣住了。

我从兜里掏出那六百块钱，放在她手心里。那卷钱被橡皮筋扎得紧紧的，和当初二婶塞给我时一模一样。

“八百块，我在医院花了两百，还剩六百。二婶说，这是还咱们的。”

我娘低着头，看着手心里那卷钱，半天没说话。

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眼角的泪珠照得亮晶晶的，像是有人在她脸上撒了一把碎钻。

“这钱……”她开口了，声音有些哑，“这钱咱们不能要。”

“为啥？”

“你二婶攒这钱不容易。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我不能拿。”

“可她说了，这是还你的。”

我娘抬起头来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可她笑了。

“小远，你知道吗？这世上有一种账，还不清的。”她把手里的钱重新塞回我手里，“那三百块钱，我从来没想过要他们还。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干啥？你二婶对咱好，不是因为她欠咱的，是因为她心善。”

她把针线拿起来，继续补那件我已经穿了三年的棉袄。

“这钱你收着。等开了春，你去镇上买头小猪崽子，咱们养着。到了年底，卖了猪，把钱还给你二婶。”

“可是……”

“没有可是。”我娘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定，“咱们娘俩穷，但不能穷了志气。你二婶给了咱们八百，咱们还她一头大肥猪。这多好？谁也不欠谁的，情分还在。”

我看着手里的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娘和二婶，她们是一样的人。都是在苦日子里熬出来的女人，都知道钱有多重，也都知道有些东西比钱更重。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簌簌地落在屋顶上，像是有人在屋顶上撒了一把细沙。

我把那六百块钱压在枕头底下，和那张纸条放在一起。

纸条上的六个字已经被我折出了深深的褶子——

别让你二叔知道。

我想，这大概是二婶这辈子撒过的最大的谎，也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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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春种

开春的时候，我用那六百块钱买了两头小猪崽子。

猪崽子是跟村东头老刘家买的，老刘养了二十多年猪，在这一带很有名气。他帮我挑了两头骨架大、耳朵竖的，说这种猪好养活，长肉快。

“小远，你娘俩这是要搞副业啊？”老刘一边往猪笼子里装猪崽子一边打趣。

“随便养着玩。”我说。

老刘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再问。他干瘦的手指在猪崽子的背上按了按，那猪崽子嗷地叫了一声，四条腿乱蹬。

“好好养，到了年底能长到两百斤。”老刘把猪笼子递给我，“有啥不懂的来问我。”

我挑着两头猪崽子回家的时候，一路上都在想它们的名字。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听的，最后就管那只白底黑花的叫“大花”，另一只纯黑的叫“小黑”。

我娘看见猪崽子的时候，眼睛都亮了。她在院子里早就搭好了一个猪圈，是用旧砖头和泥巴垒的，虽然简陋，但遮风挡雨足够了。

“这俩小家伙长得真好。”我娘蹲在猪圈旁边，看着两头猪崽子在圈里拱来拱去，脸上的笑容比春天的阳光还暖。

“娘，你说到了年底，真能卖两千块？”

“差不多。”我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到时候把钱还给你二婶，剩下的给你扯身新衣裳，开学了好穿。”

我这才想起来，我马上就要升高三了。

说起上学这事，其实我娘一直没松口。去年我爹走的时候，村里有人劝她让我辍学出去打工，她没答应。她说我爹活着的时候最遗憾的就是自己没文化，不能让儿子也走这条路。

“小远，你好好念书。娘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上大学。”

这话她说了无数遍，每回说的时候语气都不重，可我听得出里面的分量。

二婶听说我买了猪崽子，特意过来看了一回。

她站在猪圈旁边看了半天，夸我眼光好，挑的猪崽子骨架大。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去年的菜籽，我晒干留着的。你们院里那块空地别荒着，种点菜，人能吃，猪也能吃。”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几包菜籽，用旧报纸包着，每一包上都写着名字：白菜、萝卜、菠菜、豆角。

二婶种菜是一把好手，她家的菜园子年年都比别人家的长得好。村里人都说赵老二娶了个能干媳妇，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来。

“二婶，你教我种菜吧。”

二婶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行啊，你可别嫌累。”

那年春天，我学会了种菜。

翻地，起垄，撒种，浇水，施肥，搭架子。二婶教得很仔细，从播种的深度到浇水的时辰，每一件事都有讲究。

“白菜籽要浅埋，萝卜籽要深埋。早上浇水比晚上好，晚上浇水容易烂根。粪肥要沤熟了才能用，不然会烧苗。”

我跟在她后面，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讲，忽然觉得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女人，说起种地来像换了个人似的。

地翻完的那天傍晚，我和二婶坐在田埂上休息。晚霞烧红了半边天，远处村子的烟囱里冒起了炊烟。

“二婶，你咋会这么多？”

二婶拔了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天。

“我娘家那边地薄，我从小就在地里刨食。我爹身体不好，我娘一个人种八亩地，忙不过来。我从八九岁就开始跟着下地了。”

她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那时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吃饱饭。不怕你笑话，我第一次吃白面馒头，是我出嫁那天。”

我扭过头看她。晚霞照在她脸上，把她并不精致的五官镀上了一层暖光。

“所以你看，”她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很浅，“现在能吃饱饭了，我就觉得日子挺好的。人嘛，得知足。”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二婶偷偷攒钱给娘家，不是因为她不懂得拒绝。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她太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了，所以才看不得自家人挨饿。她把钱塞给我，也是一样的道理——她看不得我们娘俩受苦。

人就是这么复杂。对自己抠得要命，对在乎的人却大方得不像话。

“二婶，”我说，“谢谢你。”

二婶愣了一下，随即别过脸去。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声音有些不太自然：“说啥呢，赶紧回去吃饭吧，你娘该等急了。”

她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像是要甩掉什么东西似的。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

那两头猪崽子在我的照料下长得飞快，大花尤其能吃，每回喂食都把脑袋拱进槽里不肯出来，小黑抢不过它，只能等它吃完了再过去舔槽底的残渣。我心疼小黑，每回喂食都多给它舀一勺。

我娘笑我：“你养个猪还养出偏心来了。”

菜园子也长得很好。白菜包了心，萝卜冒了缨，菠菜绿油油的，豆角爬满了架子。我娘炒菜的香味重新出现在我家的灶房里，虽然肉还是少见，但至少菜够吃了。

六月初的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发现猪圈里多了一个人。

二叔蹲在猪圈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在逗大花。大花被他逗得哼哼唧唧的，一个劲儿往角落里躲。

“二叔？你咋来了？”

二叔站起来，把树枝扔到一边，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意。

“路过，顺便来看看。你这两头猪养得不错，骨架都拉开了，到了秋天该上膘了。”

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

“猪饲料，我从镇上进的。你按我说的方法喂，一天两顿，每顿掺一把在泔水里。这样喂出来的猪，肉质紧实，卖得上价。”

我接过饲料，有些意外。二叔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太热心，没想到他会主动来教我怎么养猪。

“二叔，这饲料多少钱？”

“不要钱。”二叔摆摆手，“就当是我入股了。到了年底卖了猪，请我喝顿酒就行。”

他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过头来看着猪圈，像是在看什么值钱的东西。

“小远，这两头猪养好了，够你一年的学费。”

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步子很快，和那天傍晚的二婶一模一样。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处，心里忽然有些发酸。

二叔这个人，嘴硬心软。他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可他做的事，一件一件都记在别人心里。他在院子里对二婶娘家人说的那些话，他偷偷塞给我的那包饼干，他今天送来的猪饲料，还有他刚才那句话——够你一年的学费。

他知道我娘在愁什么。

他也想帮忙，只是不习惯把话说得太明白。

那天晚上，我按照二叔说的方法喂了猪，大花和小黑吃得特别欢。我蹲在猪圈旁边，看着它们呼噜呼噜地吃食，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娘，”我回屋跟我娘说，“我想好了，等我上了大学，毕业了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二叔二婶在镇上买套房。”

我娘正在纳鞋底，听了这话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

“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

“我肯定能考上。”

我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很足。那年我的成绩在班里排前五，班主任说我只要发挥正常，考个本科没问题。

我娘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低着头继续纳鞋底。灯光下，她的嘴角一直翘着，怎么都压不下去。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关于未来的打算——考大学，挣钱，还人情，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让二婶不用再偷偷摸摸地攒私房钱。

十七岁的少年心气是热的，总觉得自己能改变一切。

可我不知道的是，那年夏天即将发生的一件事，会让我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人世间最苦涩的滋味。

第六章 麦收

那年夏天热得不讲道理。

刚进六月，地里的麦子就黄透了，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一过，满地的麦浪翻涌，像是谁在大地上铺了一匹金色的绸缎。

麦收是庄稼人一年里最要紧的时节。早了，麦粒不饱；晚了，麦粒落地，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那几天村里家家户户都跟打仗一样，男女老少齐上阵，抢着在雨水来之前把麦子收进仓里。

我家的地不多，只有三亩半，我爹在的时候种的，他走了以后也没舍得撂荒。我娘一个人种不过来，就请了村里的刘大爷帮忙犁地下种，收割的时候再请几个人帮忙，管顿饭，给点工钱。

今年不一样。

今年我十七了，个头蹿到了一米七五，虽然瘦，但有力气。我跟娘说不用请人了，我来割。

我娘不同意，说麦收不是闹着玩的，一个壮劳力一天下来都得累散架，别说我一个学生娃。

最后还是二婶出了个主意。

“两家合着收吧，”她说，“我家的地也不多，你们家三亩半，我们家四亩，加起来不到八亩。咱两家五口人，两天就能收完。”

我娘想了想，觉得这主意好。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麦收前三天，二叔铺子里出了点事。镇上又来了一家杂货铺，开在街对面，门脸比二叔的大，货比二叔的全，价钱还比二叔的便宜。二叔的生意一下子被顶得够呛，他整天守在铺子里，连回家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麦收的事，就落在了二婶一个人身上。

二婶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那就慢慢收吧，收一天是一天。”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磨镰刀，刀刃在磨刀石上来回滑动，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她的手腕很细，但磨刀的动作格外有力，像是跟那块石头有仇似的。

麦收第一天，天不亮我们就下地了。

我娘和二婶在前面割，我在后面捆。割麦子是技术活，镰刀的角度、下刀的位置、左手抓麦的力度，哪一样不对都割不利索。我试了两把，割得歪歪扭扭的，还差点割到自己脚脖子，被我娘赶到后面去了。

太阳升起来以后，地里的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一丝风，麦秆被晒得发烫，握在手里像是握着一把烧热的筷子。

我娘和二婶弯着腰，镰刀在她们手里上下翻飞，一片片的麦子齐刷刷地倒下。她们的背上很快就湿透了，汗渍在衣服上洇开，从后背一直蔓延到腰际。

到了中午，日头毒得像是要把人烤化。我们坐在田埂上吃干粮，喝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二婶掰了半块馒头递给我，自己只啃了半个咸菜疙瘩。

“二婶，你多吃点。”

“不饿。”她说，额头上全是汗珠子，脸色被晒得发红，嘴唇却有些发白。

我娘看了她一眼，把自己带来的煮鸡蛋剥了壳，塞到她手里。

“桂兰，你脸色不对。是不是还没好利索？”

“没事。”二婶勉强笑了笑，把鸡蛋又塞回我手里，“小远正长身体，给他吃。”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二婶一个眼神瞪回去了。

下午的活更重。割下来的麦子要捆好，码成垛，等着拉回场院里脱粒。我捆了一天的麦子，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有好几个已经破了，汗一浸，钻心地疼。

天黑收工的时候，二婶割完的地比我娘还多出两垄。我娘夸她手脚快，她说割麦子是她从小学的本事，忘不了。

可她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两晃，扶住麦垛才站稳。

“二婶！”我扔下手里的麻绳跑过去。

“没事没事，”她摆摆手，脸上挤出一个笑，“就是起猛了，有点晕。”

我扶着她往回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得像是没有重量。走到村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住了。

“小远，你明天别下地了。”

“为啥？”

“你那手，”她指了指我缠着布条的手掌，“再捆一天，皮都得磨掉。你在家做饭，给我们送饭就行。”

我刚要反驳，她板起脸来：“听你二婶的。”

二婶很少板脸，但她一板脸，比二叔还吓人。

第二天，我留在家做饭。

说是做饭，其实就是把昨天剩下的馒头热一热，再炒两个菜，一荤一素。荤的是腊肉炒豆角，腊肉是过年时二婶给的，一直舍不得吃，挂在灶台上方，被烟熏得发黑。素的是炒青菜，从菜园子里现摘的。

我把饭菜装进竹篮里，用笼布盖好，往地里走。

路上碰见了王婶子，她正坐在自家门口的树荫下摇蒲扇。看见我，老远就打招呼：“小远，给你娘送饭去啊？”

“哎。”

“你们两家今年合着收麦子？你二叔呢？”

“二叔在铺子里忙。”

王婶子撇了撇嘴，那表情像是知道什么，但没说出口。她只是叹了口气，说了句：“你二婶这个人，命苦。”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问，她已经摇着蒲扇回屋去了。

到了地里，我远远看见我娘弯着腰在割麦子，二婶却不在她旁边。我快步走过去，正要喊她，忽然看见田埂上坐着一个人。

是二婶。

她坐在田埂上，背靠着麦垛，眼睛闭着，镰刀掉在脚边。她的脸上全是汗，脸色白得吓人。

“二婶！”

我扔下篮子跑过去，我娘听见动静也直起腰来，看见二婶的样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桂兰！桂兰！”

二婶睁开眼睛，眼神涣散，像是没认出来我们是谁。她的嘴唇干裂，上面全是血口子。

“没事……就是有点累……”她的声音轻得像是蚊子哼哼。

我娘摸了摸她的额头，手猛地缩回来，像是被烫了一下。

“小远，快去叫老刘，借他家的板车！”

我没命地往村里跑。跑到老刘家门口的时候，两条腿已经软得像是灌了铅。老刘正在院子里喂猪，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

“老刘叔，板车！二婶晕倒了！”

老刘二话不说，套上板车就跟我往地里赶。

把二婶弄上板车的时候，她浑身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人已经完全迷糊了，嘴里含含混混地说着什么，凑近了才听清。

“麦子还没割完……麦子还没割完……”

我娘握着她的手，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板车的木板上。

送到镇卫生院，还是那个医生，还是那间病房。医生检查完了出来，脸色很难看，把我和我娘叫到走廊里。

“急性肺炎复发，比上次更严重。”医生的声音压得很低，“她是不是最近太劳累了？大病初愈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劳累过度。”

我娘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要转院，去县医院。”医生说，“我们这里条件有限，烧成这样，再拖下去怕出事。”

“转院要多少钱？”

“少说也得一千。”

一千块。

我手里有六百，那是买猪崽子的钱剩下的，一直攒着没敢动。可还差四百。

我娘咬了咬牙：“转。我回去拿钱。”

“来不及了，”医生说，“她现在的情况不能等，越早送到县医院越好。你们先去办手续，钱的事后面再说。”

二叔赶到卫生院的时候，二婶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

他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骑得满头大汗，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他跳下车，冲到救护车后面，看见躺在担架上的二婶，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桂兰！”

二婶听见他的声音，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麦子……”她还在念叨，“还有两亩没割……”

二叔的嘴唇抖得厉害。他伸手握住二婶的手，那双手被镰刀磨出了好几个血泡，手掌上全是老茧，粗糙得不像是一个三十多岁女人的手。

“别惦记麦子了，”他的声音哑得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有我呢。”

救护车发动的时候，二叔忽然转过身来，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我娘手里。

“大嫂，你先帮我垫着。我回去拿钱，一会儿就送过来。”

他说完就骑上车走了，拼命地蹬，屁股离开车座，整个人趴在车把上，像一头拼了命的驴。

我娘数了数那沓钱，一共三百块。加上我的六百，九百。

还差一百。

我娘把手腕上那只银镯子撸了下来，塞到我手里。

“去镇上当铺。”

那只银镯子是我爹给她打的。我爹活着的时候在镇上铁器社做工，有一年发了年终奖，他专门找银匠打了这只镯子，上面刻着一朵梅花。我娘戴了十年，从来没摘下来过。

“娘，这是——”

“快去！”

我攥着那只镯子，往镇上跑。镯子上还带着我娘的体温，温温的，像是她刚才握着二婶的手。

当铺的伙计拿着镯子看了半天，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块。”

“这是银的，上面的梅花是纯手工——”

“一百块，爱当不当。”

我咬了咬牙，把镯子递了过去。

揣着一百块钱往卫生院跑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娘手腕上那道白印子。十年没摘过的镯子，摘下来的地方，肤色比其他地方白了一大圈，像是一道抹不掉的疤。

转院的钱凑齐了，二婶被送去了县医院。

二叔当天晚上就把钱还给了我娘。他没说钱是哪来的，但我看见他手腕上那块手表没了。那块手表是他铺子开业那天买的，梅花牌的，戴了四年。

后来的事情，是二叔后来才告诉我的。

为了凑那一千块钱的住院费，他不但当掉了手表，还把铺子里值钱的货低价转给了对门那家新开的杂货铺。进货价六折，等于白送。他守在二婶病床前的时候，他的杂货铺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可他的手指一直在桌面上画圈，一圈又一圈，画得桌面上的漆都磨掉了。

二婶在县医院住了十天。

那十天里，我每天骑着二叔的自行车往返于村里和县城之间，单程二十里地，骑得大腿内侧磨破了皮，走路都往外撇着腿。我娘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

其实疼。

可那种疼，跟心里的疼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二婶出院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都凹下去了。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不能干重活，不能太劳累，不能着急上火。

回到家，二婶发现麦子已经收完了。

不光收完了，还脱了粒，装了袋，码在她家堂屋里，整整齐齐的。

是我娘带着我，加上老刘叔帮忙，用了两天时间收完的。我娘手上的茧子磨掉了，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一碰就疼。

二婶站在堂屋里，看着那一袋袋码好的麦子，半天没说话。然后她转过身，拉住我娘的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大嫂……”

“别哭了，”我娘拍拍她的手，“身子刚好，不能哭。”

“这让我咋谢你……”

“谢啥？”我娘笑了，眼圈却红了，“你忘了当年我生小远坐月子，是谁天天来给我做饭洗尿布的？那年你才嫁过来三个月，自己还是个新媳妇，伺候我比伺候亲娘还尽心。桂兰，咱俩之间，别说谢字。”

二婶哭得浑身发抖。

我在旁边站着，忽然想起了那张纸条。

别让你二叔知道。

那时候我以为二婶瞒着二叔，是因为怕他。现在我才明白，她瞒着他，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爱。

就像我娘当掉镯子的时候，也没有跟我商量一样。

有些事，女人之间不需要说太多。她们用行动表达的东西，比任何语言都要重。

二婶养病的那段日子，我每天帮她喂猪喂鸡，浇菜园子。她的菜园子比我家长得好，豆角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架子，西红柿红彤彤的，黄瓜顶花带刺。

我蹲在菜园子里拔草的时候，二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着我。她瘦了很多，但精神比在医院时好多了。

“小远。”

“嗯？”

“你明年就高考了吧？”

“嗯。”

“想考哪？”

“省城的大学。”

二婶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你二叔的铺子，怕是不行了。”

我手里的草掉在了地上。

“对门那家新开的铺子，东西比咱便宜，进货渠道也不一样。”二婶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你二叔那个死脑筋，只知道从县城进货，人家直接从省城拿货，价格差了一大截。这几个月铺子一直在亏钱，你二叔不让我跟你说，怕影响你念书。”

“那二叔咋办？”

“他说想转行。”二婶叹了口气，“他想把铺子盘出去，回村里开个小型养猪场。他最近天天去镇上畜牧站学习，买了一堆养猪的书，晚上看到半夜。”

养猪场。

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忽然亮了起来。

“二婶，咱们可以一起养。”

二婶愣了一下：“什么？”

“我家的两头猪，加上你们养几头，一起养。我有经验，你也会。等成了规模，不比开铺子差。”

二婶看着我，眼睛慢慢亮了起来。但那光很快又暗了下去。

“养猪要本钱。你二叔的铺子盘出去，加上家里的积蓄，能凑个三四千块。可是……”

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她娘家人。

“二婶，”我蹲在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你娘家人那边，你想给多少钱？”

二婶愣住了。

“不是，小远，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我说，“但你不能一辈子被他们拿捏。”

二婶沉默了。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绞得指节发白。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

“我爹娘走得早，姐姐把我带大，弟弟是我背着长大的。我知道他们过分，可我看不得他们受苦。”她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小远，你说我是不是太窝囊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十七岁的少年，还没有学会安慰人的本事。我只是把手按在二婶的手背上，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像是冬天里的一块石头。

“二婶，你不是窝囊。”我说，“你是心太软了。”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趟二叔家，把我娘当掉镯子换来的那一百块钱的事告诉了二叔。

二叔听了，沉默了很久。

“那只镯子，我认得。”他开口了，声音闷闷的，“当年你爹找银匠打的时候，我也在。你爹说，你娘跟他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从来没埋怨过一句，他要给你娘打只镯子，让她也享享福。”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

是那只银镯子。

“我第二天就去当铺赎回来了。”二叔把镯子递给我，“拿回去，还给你娘。”

我握着那只镯子，镯子上的梅花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银面上有两道浅浅的划痕，是当铺的伙计验成色时划的。

“二叔，这镯子你花了多少钱赎的？”

“别问了。”

“多少钱？”

“一百五。”二叔叹了口气，“当铺嘛，赎当比当初当的价格高，这是规矩。”

我把镯子揣进怀里，站起来给二叔鞠了一躬。

“你干啥？”二叔吓了一跳。

“二叔，明年我考上大学，毕业了挣了钱，一定还你。”

二叔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拍得很轻，跟摸了一下似的。

“臭小子，跟你二叔还这么客气。赶紧回去，你娘该等急了。”

我出了门，走到村道上，月亮很大很圆，把整个村子照得亮堂堂的。麦收后的田野空旷辽阔，偶尔有一两声蛙鸣，从远处的水塘边传过来。

我攥着那只镯子，走得很快。

推开家门的时候，我娘正坐在灯下补衣服。她看见我进来，放下针线，正要开口说什么，我走过去，拉起她的左手，把那只银镯子戴回了她的手腕上。

镯子滑过她手腕上那道白印子，严丝合缝地遮住了它。

我娘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镯子，看了很久，久到灯花都炸了两回。

她没有问我镯子是哪里来的，我也没有说。

她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只手很轻很轻，像是在摸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小远，”她说，“你长大了。”

第七章 秋实

立秋那天，二叔把镇上的铺子盘出去了。

盘铺子的钱，加上这几年的积蓄，一共凑了四千五百块。二叔拿着这笔钱，在村东头自家的自留地上盖了一座小型养猪场。

说是养猪场，其实就是三排砖砌的猪舍，顶上盖着石棉瓦，前面用水泥打了食槽。在当时的村里，这已经算是像模像样的规模了。老刘叔来看过一回，说这猪舍盖得结实，通风也好，养个二三十头不成问题。

二叔买了十五头猪崽子，加上我家那两头已经长到一百多斤的大花和小黑，一共十七头。大花和小黑搬进了新猪舍，跟那十五头新来的挤在一起，起初几天不适应，不好好吃食，急得我嘴角起了好几个泡。

二婶倒不急，她说猪跟人一样，换了新地方总得有个适应期。她每天早晚两次进猪舍，挨个观察，哪头吃得好，哪头精神差，心里都有一本账。

她养病养了一个多月，身子慢慢好了起来，脸上重新有了血色。那段日子里，养猪场的事基本都是她在操持，二叔反倒成了打下手的。

“你二婶说了算，”二叔对我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心甘情愿的认输，“她比我细心。”

这话从二叔嘴里说出来，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罕。我偷偷看了一眼二婶，她正在拌猪饲料，嘴角翘着，装作没听见。

开学前一周，我娘带我去镇上买了一件新衬衫。

白色的，领子是尖的，左胸口有一个小口袋。我娘说这件衬衫花了十八块，在当时的镇上算是很体面的衣服了。她让我试穿的时候，站在两步远的地方端详了半天，眼圈忽然就红了。

“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穿这身衣裳，该多好。”她说。

我赶紧把衬衫脱下来叠好，说：“开学那天再穿。”

其实我知道，我娘不是心疼那十八块钱。她是想起了我爹。我爹活着的时候，每年开学都带我去买新衣裳，他蹲在集市的地摊前，一件一件地挑，挑得比卖衣服的还仔细。

有些想念，是不会随着时间变淡的。它只是藏到了更深的地方，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翻涌上来，噎得人说不出话。

高三开学的第一天，我穿上了那件白衬衫。

班主任姓李，教语文，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开学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背水一战”。

“同学们，你们这一届，是我们学校恢复高考以来最有希望的一届。”李老师推了推眼镜，“明年的七月，就是你们改变命运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抓住这次机会。”

教室里安静极了，只听见窗外梧桐树上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

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课桌上，把课本的封面晒得发烫。我翻开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李老师让我们齐声朗读——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我读着读着，忽然就想起了二婶。想起了她坐在门槛上被娘家人逼着要钱的样子，想起了她跪在灶房里跟二叔认错的样子，想起了她发着高烧躺在板车上嘴里还念叨着麦子的样子。

她不就像朱自清笔下的那片荷塘吗？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只要给她一点月光，她就能在黑暗里静静地亮着。

开学后的日子过得飞快。

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