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3日晚，上海书城福州路店6楼，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站在300多名读者面前，被詹青云问了一道辩题：“爱情是必需品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浪漫的爱情不是必需品，友情才是。友情是最高形式的爱。”

两位对谈者在落地窗边展开文学交流

她紧接着补了一句，像扔进人群里的一颗石子，溅起一片掌声：“无论那个男孩或女孩多么迷人，都不要失去你的朋友。”

这个场景是今年上海书展最火爆的活动之一，超过20万人涌入线上报名后台，场外还有读者排着长队等入场。温特森在台上妙语连珠，“也许我们应该被允许跟自己的朋友结婚”“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跟我的猫结婚”。台下坐着的，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

上海书展新书分享会现场坐满参与的读者

如果你只把这当成一场文学对谈，那你可能错过了更重要的东西——温特森的话之所以在中国年轻人中引发地震般的共鸣，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新鲜道理，而是因为她精确地命名了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亲密关系的天平，正在从“爱情唯一”向“友情优先”倾斜。

这不是温特森一个人的观点，这是正在发生的集体转向

温特森在上海书展的那句“友情是最高形式的爱”，如果只是孤例，顶多算一句金句。但把它放进过去几年中国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数据里，你会发现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诊断书。

先看最硬的数据。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跌到2024年的610.6万对，结婚率从9.9‰降到4.3‰。平均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89岁推迟到2025年的男性30.4岁、女性28.6岁，十五年推了将近5岁。

2024年，30到34岁群体的未婚率20.67%，而2010年这个数字只有9.02%；25到29岁未婚率54.70%——你身边每两个快30岁的人，就有一个还没结婚。

但更有意思的数字藏在另一边。2025年北京一项面向3939名未婚青年的调查显示，明确表示“不打算结婚”的人只有8.2%，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打算结婚”，另外42.1%选的是“顺其自然”。这说明什么？年轻人不是集体拒绝婚姻，而是集体把婚姻从“必选项”挪到了“再看看吧”那一栏。

与此同时，76.5%的受访青年把“购房或租房成本”列为婚恋压力的第一来源，76.6%的人承认自己的婚恋观被社交媒体不同程度地塑造。

把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幅清晰的图景：当婚姻的门槛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年轻人没有把情感需求全部砍掉，而是开始重新分配情感投资——把一部分从爱情账户里取出来，存进了友情账户。

从“搭子”到“收养朋友”，友情正在被重新发明

温特森在上海对读者说：“一定要拥有要好的朋友，好好珍惜TA们，这非常重要。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要留出时间，留给那些能够给予你力量的人和事。”这句话在中国年轻人中间引发共鸣，靠的不是鸡汤，而是它准确击中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关系重组。

过去几年，最显著的现象是“搭子文化”的崛起。饭搭子、旅游搭子、陪爬搭子——这些以功能为导向的轻社交关系，从亚文化边缘迅速上升为主流。77.4%的受访青年感受到“轻量化”社交正在成为普遍趋势。

这不是年轻人突然变得社恐了，而是在一个流动人口超过3.5亿、家庭户均人口只有2.52人的社会里，传统以血缘和婚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被物理空间切割，年轻人需要一种“低门槛、高可控性”的情感连接来填补裂缝。

但“搭子”只是起点。更激进的实验在韩国已经发生，而且正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连锁讨论。韩国作家银曙澜通过“成人收养”制度，与挚友娥丽建立法定家庭关系——两人相差近5岁，在法律上成了“母女”。她不是同性恋，她只是不想结婚，又需要一个能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人。

她对《南方周末》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两个人一起生活，不能就断定一定是恋人关系。”如果韩国早已出台完善的生活伴侣法，她不会选择“收养”这种“迫不得已”的路径——这恰恰暴露了法律框架与新型亲密关系之间的制度性缺口。

在中国，这类讨论也在发酵。上海大学“爱情社会学”课程主讲人刘春燕副教授观察到，学生提问从“怎么表白”变成了“我一定要谈恋爱吗”。一些年轻人推崇“各自努力，山顶相见”的恋爱模式，把个人成长完全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刘春燕说，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当一个人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变得更好’上，任何有可能挤占自我提升时间的事物，都会被潜意识视作前进的阻碍”。

这就是温特森那句“友情是最高形式的爱”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土壤。 当爱情被高房价、内卷、社交媒体的负面叙事层层加码，变得沉重、高风险、不可控，友情天然地成了更轻、更灵活、更安全的情感选项。

友情不需要法律契约，不要求排他性承诺，可以根据双方需求灵活调整距离——这正是原子化个体所需要的“低维护成本、高情感回报”的连接方式。

亲密关系的“极简主义”，是防御还是进化？

给这个现象起个名字：亲密关系极简主义。它的核心逻辑是——与其在一段高风险、高投入的浪漫关系里赌上全部情感资源，不如把情感需求拆解成多个功能模块，分散到不同的朋友、搭子、甚至宠物和AI陪伴身上。

这背后有一个结构性的推力。中国青年网的社会学评论分析指出，当年轻人习惯了付费服务中“即时响应、完美共情、无条件接纳”的互动模式，就容易将“消费者逻辑”迁移到真实关系中——任何延迟回复、误解或冲突，都可能被放大为“不在乎”或“不合适”。

一边是“被付费关系宠坏的情感期待”，另一边是真实关系必然伴随的摩擦与不确定性，两相叠加，浪漫爱情的高门槛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但这不是一个“年轻人变得更自私”的故事。北师大联合小红书发布的《网络社会与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2026）》显示，年轻人择偶标准的排序已经完全重组：情绪稳定、三观契合、互相尊重包容以78.2%排在第一位，而自有房产、大额存款只有19.6%排在最末。

2026年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实体样本

00后中71.3%把“相处舒服”作为第一标准。他们要的不是没有关系，而是不想被关系绑架。 温特森在澎湃新闻专访中说的一段话，精准对应了这种心态：“如今很多人感到孤独，不是因为缺少朋友，而是他们不会和自己相处……一切的起点，是内心的安宁、自持。”

温特森现象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恰恰是因为它同时触发了多重社会情绪——女性对“爱情意识形态”的隐性抵抗、个体化社会对自主选择关系的渴望、经济压力下对情感投入的“成本-收益”重估。

她说“友情是最高形式的爱”，中国年轻人听到的却是另一层意思：你可以不结婚，你可以不恋爱，但你不能没有朋友。 这是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也是一种进化性的适应。

这个趋势下一步会怎么走？韩国“收养朋友”案例暴露的制度性缺口——朋友不能代签手术同意书、不能成为法定监护人——在中国同样存在。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友情为核心构建自己的“自定义家庭”时，法律框架和公共政策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适配压力。

银曙澜说她的选择是“迫不得已”，如果生活伴侣法更早落地，她不会走“收养”这条路。

目前中国民法典第33条虽然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允许成年人以书面形式确定非亲属监护人，但在医疗签字、财产继承等实际场景中，非婚非血缘关系通常仍无法获得与婚姻伴侣同等的权利。当“友情至上”从口号变成实际的生活方式，制度跟不跟得上，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核心议题。

温特森在上海书展说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这个现象最好的注脚：“你可以限制人的身体，但你限制不了人的灵魂。”年轻人正在用脚投票，重新定义什么是“重要的关系”。这不是对爱情的背叛，而是对亲密关系光谱的一次重新校准。

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受访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