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川东，涪陵县永安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的永安场，不过是浩如繁星的中国场镇中最普通的一个，它像一片枯叶静静地贴在长江边上，平凡得甚至有些落寞。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个普通的场镇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生命的初稿，是我在贫瘠的物质与精神荒原中，用以丈量世界的第一把尺子，也是留存着无数温暖碎片的记忆匣子。
我小学四年级以前的时光，都是在永安公社的永安小学度过的，学校坐落在场镇的尽头，像一首长诗的最后一个标点，每日清晨与黄昏，我们兄弟俩都要穿过整个场镇往返学校与家门，那条被无数双脚板磨得油亮的青石条路，是我们童年最熟悉的经脉。进场口的那棵老黄桷树，至今仍萦绕在我的梦境深处，它的枝干遒劲如龙，树冠巨大如盖，每一片叶子都似乎浸透了岁月的油脂，盛夏时节，那浓密的绿荫下总是聚满了等船接客的乡人，他们抽着旱烟，摆着龙门阵，或者只是沉默地望着江面。那棵树不仅遮蔽了烈日，更像是为那个燥热年代里的焦灼心灵，提供了一处短暂的清凉庇护，我总能想起那斑驳的树皮，以及透过树叶缝隙洒下的被切割成碎片的光影。
沿着青黑的石板路往里走，便是依次排列的居民住户和一些公家单位，我还依稀记得同学秦明中家的模样，他父亲似乎是轮船公司的驾长，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个颇为体面的工作和家庭。再往里走，打铁铺里传出的叮当声总是能穿透整条街巷，火红的铁块在师徒二人的大锤下火星四溅，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金属味。紧接着是供销社那厚重的木柜台，是挂着“人民邮电”牌子的邮电局，是公社革委会那威严的门口，还有飘出阵阵饭菜香的国营饭馆，学校后面，则是终日散发着咸鲜气味的榨菜厂。
在这些场所中，邮电局和供销社是我出入最频繁的地方，它们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印痕。
去邮电局，大多是为了等那一纸薄薄的家书，那时好像没有乡邮员投递到户，只记得母亲总是叫我去公社邮电局打听有没有父亲的来信，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工厂做技术员，那个年代，隔山隔水的距离，全靠书信维系，每一次，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那间狭小但充满信函纸香和报纸油墨香的小房子前，柜台后的那位姐姐总会抬起她那张红扑扑的脸，去的次数多了，她早已认得我，我一进门，她便笑着，干脆利落地告诉我：“有。”或者“没有。”
那一声“有”，足以点亮我一整天的天空，我把信揣在怀里，贴着心口跑回家，当晚，如豆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桌边，整个人在光影中给我父亲写回信，我常在一旁看着，有时她的笔尖在纸上走得飞快，像是急着要把满腹的话语倾泻而出，有时却又长时间地停顿，握着笔发愣，眉头微蹙，似乎在权衡着哪些话该写，哪些不该写。后来我们识字多了，母亲便会把父亲的来信和她的回信给我们看，如今回想起来，那些信笺上写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生产队的工分、家里的柴米油盐、亲戚间的往来，有喜也有忧，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一来一回的字句，便是我们的情感与眼界，更是我们和外面联系的脐带。
父亲还曾寄来过工厂子弟校的考试卷子，那是城乡巨大差距下父亲扶持和托举我们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是内心丰盈但不善言辞的父亲爱我们的一种独特表达，他把卷子夹在信里，让我们做完后由母亲批改，这种来自远方工厂子弟校的试卷，成了督促我们学习的特殊动力，也是那个年代里极为罕见的“远程教育”。 在邮电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1982年我的涪陵师范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还没踏进门槛，那位分别多年但仍然熟络的邮局姐姐便激动地从柜台后站起来，挥舞着手中的信封朝我喊：“通知书来了！通知书来了！”那一刻，小小的邮电局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
如果说邮电局承载着我对远方的期盼，那么供销社则是我童年所有的物质欲望与快乐的集散地，七十年代的供销社，简直就是现在的超级购物中心（Mall）。从油盐麸醋到白酒白糖，从布匹麻线到笔墨纸张，从镰刀铧犁到煤油灯草，可谓无所不包，当然，大多数商品都需要凭票供应，除了售卖，它还收购农副土特产，连我们这些孩子，有时也从山上采来一些草药卖给供销社，换回几分几毛钱的零花。
记忆中有几个画面，印象深刻。一次是供销社破天荒地进了一批小人书，在那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无疑是平地惊雷。那天，供销社的柜台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脚都插不下去，我那时才二、三年级，人小力气单薄，拼命挤到柜台前，那些著名的连环画如《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早已被一抢而空，货架上稀稀落落剩了几本，我随手指了一本，现在都还记得书名，叫《闯关》，是讲工厂里技术革新派与保守派斗争的故事，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阶级斗争烙印，我当时看得津津有味，书页都被翻得起了毛边，至今脑海里还能闪过那些黑白画面。
另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供销社组织来了大批华国锋主席的画像，我怀着崇敬兴奋的心情，买了一幅挂在家里餐桌旁的墙上，画像上的华主席笑容慈祥，每次吃饭，我的婆婆——一位心地善良而坚强的老人，总会指着画像问：“你笑嘻嘻的，想不想吃嘛？”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一阵紧张，生怕婆婆的话是对领袖的不敬，却又不懂该如何纠正。
还有一件奇事，那时还是集体劳动，母亲在挖菜地时，一锄头下去，“哐当”一声脆响，震得虎口发麻，她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露出了一只青绿锈迹的金属罐子，因为被锄头挖了个缺口，母亲本想随手扔掉，队里的乡亲说是金属的，劝她去供销社试试。起初售货员嫌是破烂，正要拒绝，恰逢供销社主任路过，他拿起罐子反复摩挲查看，断定是铜器，虽是残件，但也按废铜收了。我记得母亲回来时脚步轻快，说卖了四块钱——那可是顶得上10天半月的工分啊，那只不知年代的铜罐，就这样意外地补贴了我们的家用。
最后一次在供销社买东西同样是在1982年。临去师范报到前，母亲带我到供销社买新衣裳，那是一件绿色的军便装，穿在身上笔挺合身，瞬间就有了城里人的精气神，最难得的是母亲咬牙给我买了双皮鞋，那时候，整个乡场上穿皮鞋的人屈指可数，试鞋时，围了好几个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帮着出主意，一个说这双好看，一个说那双质量好，母亲拿不定主意，就问我，我也不懂，胡乱指了一双，那双皮鞋踩在供销社高低不平的硬泥地上，发出沉闷也略带点清脆的声响，那是我迈向外部世界的第一声足音。
1983年暮春，那个落花时节，我们举家迁往父亲的工厂，从此便很少再回永安场。有两次回老家，我还特意去转了一圈，供销社和邮电局还在，但已不复当年的喧嚣，显得有些冷清，街上冒出了许多私人的百货摊子和服装店，透着一丝变革的气息。我走进供销社，脚下依然是那熟悉的、被岁月打磨得油光水滑的硬泥地，鼻尖萦绕的还是那混合着酱油麸醋与白酒的味道，那一刻，乡愁如潮水般灌满全身。
再后来，当我再次踏上归途，迎接我的只有浩渺无垠的江水，由于三峡工程蓄水，永安场和那些曾经热气腾腾的供销社、邮电局、饭馆、铁匠铺，连同同学秦明中家的屋檐，统统沉入了长江水底。
站在江边，望着那混黄的、无边无际的水面，我努力辨认着昔日的方位，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棵老黄桷树的影子，依然在记忆的波光中摇曳生姿，那座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场镇，终究变成了一场湿润的梦，随着江水东流而去，只留下我在岸边，独自回味那曾经的快乐与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