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还是一所技校的学生，寒假时班里要好的赵同学突发奇想，说他开店的表哥进了好多鞭炮，可以去他表哥那拿些货，不用给货款，卖多少算多少，卖不完退给表哥就行了，我们结伴去卖。那会鞭炮还没禁放，他还说卖鞭炮利润很高。
于是，我们说干就干，带着一包鞭炮走街串户叫卖，就这样认识了陈新。陈新的店在城南的街角，店不大，卖些香烟饮料和副食品。我对他推销鞭炮时几乎没费啥口舌，他就留下我带的货，并爽快的付了货钱。这让我对他顿生好感。
陈新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身上有一股学生气。出于想继续套近乎的心理，我站在他店门口的橱窗边和他瞎扯起来，不知怎么就扯到了文学。结果就是我们越聊越投缘，两个都热爱文学的青年竟然聊得意犹未尽。到了午饭时间，陈新热情地留我吃饭，他跑去隔壁的面皮店买来两碗热气腾腾的热面皮， 滚烫的辣油和软糯的米皮，还有他说话时眼里闪烁的光。那一刻，我以为我触碰到了爱情最真实的形状。 我们边吃边聊，气氛也变得暧昧起来，彼此都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细聊之下我才知道，他竟然比我还小几个月。 他家就在这条街后面的家属院里，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在国营单位上班。而我住在乡下的农村，每天上学要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这也让我心生了自卑。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 那时，城乡之间的距离并非只在路牌上，更在人们望向彼此的眼神里。
我有些心灰，借口有事匆匆离开。在那个没有普及通讯工具的年代，本以为我和他的交集就此结束。谁知，三天后的一个普通下午，陈新竟然神奇般地出现我家门口，我看见他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原来陈新认识赵同学的表哥，然后通过表哥从赵同学那知道我家的地址。 你看，小城这么小，人和人之间只需要转两个弯就能联系上。
我们沿着屋后的山坡走。冬天的山坡光秃秃的，但他说看见了春天发芽的迹象。他指着远处一片枯黄的草地说，那里夏天会开满野花。又指着山坡下一处洼地说，秋天那里有最甜的野葡萄。他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光，仿佛不是在描述一片普通的山坡，而是在勾勒一个理想国的版图。
对于他的突然来到， 说不感动是假的，我本已经沉静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问。
“作家。”他毫不犹豫，“写真正的小说。你呢？”
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以后”是个太奢侈的词。我能想到的极限，是在县城找个工作。
“你也可以写，你又才华。”他突然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你身上还有那种……敏感。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东西。”
那一刻，山坡上的风都变温柔了。
但温柔是短暂的。当我们走回我家院子门口，恰好遇见邻居婶子。她上下打量着陈新，又看看我，眼神里有好奇，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衡量。陈新礼貌地点头问好，推着自行车离开了。我站在原地，听见婶子小声对我妈说：
“这小伙子看着是城里人，穿得挺体面。”
“她婶子，你可别瞎说，这是我女儿的同学。”
“同学大老远骑车来乡下？”
我没听完后面的话，逃也似的进了屋。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是城里国营单位家属院的陈新，我是农村老王家的女儿。在1993年的小城，这两行简介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时代。
可年轻的心总是不信邪。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他每周都来。我们走遍了屋后的每一道山坡，在枯草堆里寻找春天的迹象，在冻土上写下各自喜欢的诗句。除夕夜，他甚至骑车来了，站在院门外不敢进来，隔着篱笆递给我一袋烟花。
“我们一起放？”
我们在田埂上点燃那些烟花。烟花在夜空里绽开成转瞬即逝的火花。最后一支烟花熄灭时，他突然在黑暗中说：
“我喜欢你。”
我的心跳停止了。可紧接着，他又说：
“但我们……先不告诉别人，好吗？我爸妈那边，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这句话成了后来两年里，我们的主旋律。
我很快技校毕业了。正如预料的那样，在小县城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迷茫的我每天对着屋后的山坡发呆。陈新还是会经常来找我，我们一起散步，聊文学，聊未来。我等着他再次提起那个夜晚的告白，等着他说“现在可以了”。可他始终没说。
“陈新，你到底怎么想的？”终于有一天，在山坡上，我忍不住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夕阳把整片山坡染成血色。
“我爸妈……在给我安排工作。接我爸的班，进粮食局。”他踢着脚下的石子，“他们希望我……找个门当户对的。”
“什么叫门当户对？”
他没回答。但答案我们都清楚。
那天之后，我们的见面变得尴尬。他还是来，但话少了。有时候我们并排走着，中间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七月最热的那天，我决定离开了。邻居家的姐姐在广东东莞的工厂做会计，帮我介绍去做文员。
去南方的火车是上午九点多的。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时，意外地看见他站在路口的老槐树下。天还没亮透，他的身影在薄雾里像一道剪影。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问，声音沙哑。
“告诉你又能怎样？”我反问，心里涌起一股悲愤，“你会留我吗？”
他沉默了。我们站在渐亮的晨光里，像两尊逐渐苏醒的雕像。最后，他说：
“我会给你写信。”
“不必了。”
“我会写。”他固执地重复，“告诉我地址。”
我还是给了他地址。因为我对他还抱有希望。
东莞的工厂比想象中大，也更令人窒息。流水线永不停歇，空气里弥漫着塑料和机油的气味。我通过邻居姐姐的介绍成了办公室文员，每天处理无穷无尽的订单和报表。晚上回到八人一间的宿舍，累得倒头就睡。
陈新的信还是来了。每周一封，雷打不动。浅蓝色的信封，右下角用钢笔写着“陈新缄”。信里很少提现实生活，多的是他写的诗，他读的书，他对某个文学人物的见解。有时候他抄整首聂鲁达的情诗，在最后一行写上：“我想你。”
我想你。但他不说“等我”，不说“我会想办法”，不说“我们会有未来”。
我把这些信收在铁皮饼干盒里，放在床底下。偶尔夜深人静时拿出来读，读着读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室友问我是不是在家乡有对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写信就是还惦记你。”上铺的湖南妹子说，“男人要是真不想跟你好了，一个字都懒得写。”
是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信纸上的温度，温暖不了我的工作生活。
年底，我回家过年。陈新来车站接我，穿着一件崭新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说他接父亲的班了，现在是粮食局的正式职工。说话时，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
“恭喜。”我说。
他带我去了城里新开的咖啡馆——小城第一家。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他点咖啡的动作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来。窗外飘着细雪，室内回荡着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你变了。”我说。
“人总要长大。”他搅动着咖啡，没看我，“你也变了，更……漂亮了。”
漂亮。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客气的疏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不是距离，不是时间，而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在国营单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我在南方工厂学会了生存。我们走上了两条再也不会交叉的路。
“你对我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打算？”我终于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
他手指一颤，勺子碰到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现在工作刚稳定……爸妈那边压力很大……”他语无伦次，“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多久？”
他没回答。咖啡馆的玻璃窗上，我们的倒影模糊不清。
年后，我再次南下。他依然写信，信里的思念越来越炽烈，现实却只字不提。有时候他会寄来小礼物：一条丝巾，一支钢笔，一本新书。礼物越来越贵重，信里的文字越来越滚烫，可我心里的那团火，却渐渐熄灭了。
又是一年春节，我再次回乡。这次他没来车站接我，而是晚上直接来了我家。我们在清冷的山坡上走着，谁也没说话。天上还在飘着小雪花，月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清冷的光。
走到半山腰那棵老槐树下时，他突然停下，背对着我，肩膀开始颤抖。
“怎么了？”我问。
他转过身时，脸上全是泪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生病了。”他说，声音破碎，“肝癌……在省城住院一个月，刚回来。”
我愣在原地。
“医生说晚期……治不好了。”他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我不想拖累你……我不能……”
我跟着蹲下，想拉他的手，他猛地缩回去。
“我不在乎！”我说，眼泪也涌了出来，“我陪你治病。”
“我在乎！”他打断我，抬起头，月光下他的脸惨白如纸，“我在乎！我不能拖累你。”
他说不下去了，重新把脸埋进掌心，哭声压抑而绝望。我抱住他，感觉到他在我怀里颤抖。我们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相拥而泣，为这看似美好却又不真实的感情，也为他年轻却即将逝去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们在山坡上待到天快亮了。他断断续续说了很多，说住院时看见的生死，说对未来的恐惧，说舍不得我，但又必须放手。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站起身，替我拍掉肩上零碎的雪花。
“忘了我吧。”他说，“好好找个爱你的人，你要幸福。”
“陈新——”
“就到这里了。”他后退一步，深深看了我一眼，像是要把我的样子刻进骨子里，“保重。”
然后他转身下山，身影渐渐消失在晨雾中。我站在原地，直到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亮了整片白茫茫的山坡。
年后，我再次离开。这次走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有一种钝痛。他依然写信，信里不再提生病的事，只写日常琐碎：单位食堂的菜变难吃了，城南新开了家书店，他又开始写小说了。他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
“如果我好了，如果我还能有未来，我一定去找你。等我。”
这是最接近承诺的一句话。我捏着信纸，在东莞闷热的夜晚里，做了一个决定：做完这个季度就辞职回家。不管他病成什么样，我要陪他走完最后的路。
可就在我准备递交辞职信的前一个月，信件突然断了。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浅蓝色的信封再也没有出现在宿舍传达室的窗台上。我往他单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陈新出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往他家写信，石沉大海。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我在南方繁忙的工作中，心里那点残存的火苗，终于彻底熄灭。也许他走了。我想。在某个我不知道的日子里，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也好，至少他不用再受苦了。
我把所有信件打包，塞进箱子最底层。开始学着忘记，忘记小城，忘记山坡，忘记那个在晨雾中推着自行车的少年。时间是最好的止痛药，一年后，我几乎不愿意再想起他了。如果不是那次同学聚会。
1997年冬天，几个在广东打工的同学约着回家过年，顺带组织了一场小范围聚会。在县城新开的卡拉OK包厢里，赵同学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还记得陈新不？那个以前开小卖部的。”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记得。怎么了？”
“听我表哥说，他上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赵同学接着说：“他老婆是他同单位的，长得还挺俊。”
包厢里音乐震耳欲聋，炫彩的灯光旋转着扫过每个人的脸。我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冻住了。
“他……不是得了绝症？”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绝症？怎么可能？”赵同学惊讶得问“前几天，我表哥去喝他儿子的满月酒，他一个人干翻一桌！你是听谁胡说的？”
音乐切换到任贤齐的《心太软》，整个包厢的人开始鬼哭狼嚎地合唱。我坐在一片喧嚣中，安静地掰断了手里的一次性筷子。断面刺进掌心，不疼，只是有点木。
后来我怎么回的家，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晚，我在屋后的山坡上，点燃了他那些年写给我的信，看着火光一点点吞掉那些滚烫的字句，灰烬飘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这真是一个忧伤的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