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丹 诵读：王卉
刚在大学里当班主任的时候，有一个周末的晚上给学生点名，一不小心就把脚崴了。去宣武医院一检查，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了。
骨科张主任带着医生来检查的时候，对我说：“你的脚可以用保守疗法，也可以开刀。用保守疗法，可以少受点儿罪，但会有后遗症，以后关节可能会松动。”
“为了不留后患，您还是给我开刀吧。”我说。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那谁签手术同意书？得等你家人来。”
“不用等了，我自己签。”
签完字后，骨科主任对医生说：“调下我的班，这个姑娘的手术我来做。”
这位张主任的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长而舒展，那是我记忆中最漂亮的男人的手。我对他说：“张主任，你的手不弹钢琴太可惜了。”他笑：“所以我拿手术刀。”
手术做完后，我住院的那个星期都是张主任在值班。他每天都会来看我，站着和我闲聊几句。
张主任说：“我给你打了两个钉子，可以让两根骨头长得就像没断过一样。但是你要记得，一年后再找我做手术，把钉子取出来。”
忙忙碌碌之间，一晃三年就过去了。张主任一直在提醒我：“得赶紧做手术了，把钉子取出来。”有一次，他去我家聊天，对我说：“下次我给你带一棵巴西木吧，房子里不能没有植物。”
离开的时候，我送他出去，忽然他又推开门，探进身来说了一句：“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就来不及了。”
那段时间我太忙了，一直在出差。我还寻思：“取钉子有什么来不及的？又不会长锈。”然后，我就出差去南京了。
当时，我父亲在宣武医院住院。四天后，我从南京回来，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吃饭的时候，爸爸欲言又止：“我跟你说件事。”妈妈马上打岔：“你赶紧吃饭，孩子刚回来。”后来，爸爸又想停下来说话。妈妈说：“你让孩子歇口气。”后来，爸爸没加铺垫，一边吃饭一边说：“骨科张主任殉职了。”我当时完全惊呆了。
那一天，我在病房没有多说话。出门过马路的时候，夕阳西下，不远处国华商场门口熙熙攘攘，在交错的车流中，我一个人推着车站在马路中间，一瞬间痛哭失声。车水马龙都在暮色里显得模糊不清，那一刻我清晰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来日方长并不长！
1993年，我为了写报告文学《中国公交忧思录》一书，走访了中国十几个城市考察公交系统。南京当时是全国公交系统的一个典范，所以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南京。
当时是夏天，南京的天气像火炉一样炙热。我找到南京公交总公司，党委书记姓张，是一名复员军人，性格非常豪爽，晚饭一上桌就要拉着我喝酒。两杯下去，我晕乎乎的时候，总经理耿耿进来了。儒雅的耿总和我握手。然后坐下来，拦住了给我敬酒的人们，静静地和我聊天。
他说：“明天我陪你去坐南京的公交车。现在，南京市民出门，去任何地方倒两趟车之内都能到达，而且等车都不超过五分钟。”
那几天，耿总带着我去了好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古迹，乌衣巷、朱雀桥、秦淮河、清凉寺……每走过一座门或者一座楼，他都念叨着历史、文学的典故，那“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胭脂井，那“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台城城墙。那一个盛夏，六朝金粉的古都沧海桑田的幻化，在一位长者的引领下，清晰地与我青春的记忆结缘。
按照计划，我本来应该在南京采访两天，结果却待了将近一个星期。我向耿总道别：“我必须要走了，要不然采访行程就全耽误了。”耿总说：“还有最后一个地方要带你去，南唐二主陵。很近，开车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时代就爱抄李后主的词，但当时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与耿总相约：下一次，我们直接去看南唐二主陵。
就在我再去南京的那一年春节，他打电话过来拜年：“你很久没来南京了，南唐二主陵你还没去看呢，今年咱们一定去。”
骨科张主任去世的那几天，正好我又出差去南京。一到宾馆，我就往公交公司总机打了一个电话：“请问是公交公司吗？我找耿总。”
接电话的总机姑娘接得很快：“您还不知道啊，耿总去世一个星期了，肺癌。”我在那一瞬间呆住了：怎么会？！春节的时候他还跟我通过电话呢！
张主任和耿总，都是我生命中遇见的交往并不太深的人，但恰恰是他们让我学会了珍惜缘分，因为错过了可能就不会再来。张主任给我打下去的钉子，却没有亲手取出来；耿总带我游历了南京那么多地方，但是我最想去的南唐二主陵却一直没有去成。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尼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
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拥有得很牢靠的事情，在无常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逝了。哪怕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会让你觉得，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万劫不复，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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