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金庸小说，没来由就记住了《碧血剑》中的几句话：“明朝一向文官带兵，但偏巧运气好，去辽东带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军事才能。”后来想想，金庸这话的确没错，有明一朝，领兵打仗者出身秀才的比比皆是。从最早的于谦，到最后的袁崇焕、史可法，等等，皆系文人出身。就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吧，书中人物里最能打的官军将领非卢象升莫属。而卢象升就是进士出身，文章写得一级棒，打仗同样一级棒。他率军横扫中原，打得闯王高迎祥一蹶不振，打得张献忠望风而逃，七顶山一役，几乎把李自成的精锐歼灭殆尽。卢象升还是抗清名将，1638年12月，卢象升率孤军与数倍于己的清军精锐遭遇，战死于巨鹿。诚如后来桐城派大家方苞所言：“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
孔子的教育理念要求贵族士大夫不仅要读“六经”，还要会“六艺”，军事便含于“六艺”之中。所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之时，文人出行都是要带剑的，像管仲、班超那样的文人皆可带兵打仗。而到了宋代，文人带兵打仗就更普遍了，李纲、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人皆经战阵，其中属范仲淹与辛弃疾最能打，岳飞那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写《梦溪笔谈》的沈括都曾领兵与西夏交手，且战绩可圈可点。
文人带兵，其实有文人带兵的好处。古代当兵的文化程度多不高，普遍敬重文化人。而文人比较体恤下情，与人交往以礼相待，多具人格魅力。比如“岳家军”能征善战便少不了岳飞人格魅力的影响；还有王阳明，他带兵打仗时有很多人就是冲着他的学问而投至麾下。要说也是，不用花钱就能学到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外国文人里最能带兵的数塞万提斯。雷邦多海战爆发时，他正发高烧，躺在舰舱里昏迷不醒。但战斗一打响，立马清醒过来，戴上头盔，操起长剑便带着他手下的弟兄冲到甲板上，两颗子弹几乎同时射中他的左臂，他昏了过去。虽然最终他活了过来，但那条被击穿的左臂最后只得截肢。塞万提斯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雅号——“雷邦多的独臂人”。
还有一位能带兵的外国文人是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1935年，戈尔丁大学毕业，便开始文学创作。“二战”爆发后，戈尔丁以中尉军衔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作为战舰指挥官，他经历了许多大的海战。在其指挥之下，英军击沉德军战舰俾斯麦号。
說实话，论审时度势，文人里大约没几个人能赶得上曾国藩的。曾国藩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核心是减少损失，积小胜为大成，这其实缘于曾国藩之不得已。曾国藩带的是子弟兵，死不起人，带兵打仗，他只能取巧。所以，湘军每到新地，立马挖壕沟围城，直到把城围得水泄不通为止。曾国藩是要用世界上最笨的办法，来打赢世界上最聪明的仗。
当兵的死得少，对当官的怨气就少。而大盛后防大衰，请辞节制四省大权，主动裁撤湘军，保全的不单是自身和子孙，还有家乡父老之福荫。曾国藩能在鼎盛期选择功成而退，令曾氏家族至今繁盛，更是为后世文人做了很好的典范——对于一个真正的文人而言，遇到国家危难，自是匹夫有责;而倘若世事安稳，那么，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原载《领导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