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读书（十四）
《文汇报》文汇讲堂版，曾刊发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先生的一篇讲话稿，标题是“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党的诞生发展”。在此之前 ，我熟悉的语言是“产业集群”；“城市集聚”是个什么概念呢？从头读下去，熊先生的讲法闻所未闻，感到新鲜；同时，在读报的过程中，我浮想联翩，对去过多次的上海又在脑海反复过了一遍。晚上，我坐在灯下，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到熊文是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成果。
党的一大会址，是遐迩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不待我说。如果细想一下党的诞生发展，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是上海？党在革命党时期共开过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其中有三次是在上海召开的，为什么是上海？我读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看到周恩来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危险经历和“四一二事变”后的秘密藏匿，周恩来为什么能安全地“万人如海一身藏”？熊月之说：“上海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权的管理缝隙，提供了从事革命的便利空间。”
从上海城市史的角度，熊月之又说：“参照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五条经验——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武装、在城市举行暴动、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深入到军队，（共产国际）要推动东亚的革命，上海最具备条件。首先，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1921年 ，上海人口已达250万。第二，上海是个港口城市，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系。第三，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卫按：周恩来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有80万工人参加）。第四，交通便捷。水路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交叉点，铁路已有沪宁线、沪杭线。第五，文化发达。从1860年到1949年，中国出版的新书中，有70%在上海出版。”另外，上海有俄侨5千多人。熊文还分析说：“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奇特的政治格局，及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的社会结构，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为诸多思潮的产生、交流、交锋与交融，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广义地看，熊月之的研究也属于历史地理。在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中，他进入执政党诞生的前世，从生态、环境、格局、设施等分析党在国际大都市的活动，视角既新颖，答案也颇有说服力。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是这样的分析方法。他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鄂边区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熊月之的研究，是分析党在上海诞生发展的城市条件；毛泽东是分析红军在湘鄂边区生存的条件，时代不同，地分城乡，方法则一。
研究再细化，熊月之为了说明毛泽东个人的成长条件，也为了强调上海的文化优势，说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时和斯诺谈话说到他读过的书，他对照书单，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上海出版的。看到这里，我想起我一个本家爷爷读过的书，一本发黄的铜版《孟子集注》，是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在清末，上海出版的书要发行到山西，进入我们家的土窑洞，以当年的交通条件，多么不易！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明显说明是在租界写或是写租界。先生在沪时遇通缉，也可在租界藏身。瞿秋白遇到危险，住在鲁迅家里就能保平安。上海这个奇特的远东大城市，在开埠百年中，书写过许多传奇。
近年读报，我很少能把一大版的文章读下来。我读熊月之的讲稿，是对他略有了解，读过他回忆陈旭麓先生的文章，印象深刻。1974年，他从部队抽调到上海，参加陈旭麓主持的《章太炎诗文选注》的编辑，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陈的研究生，开始近代史的学习研究。在回忆里，80年代的师生关系，陈旭麓先生的热情、真诚、乐于助人，对学生特别是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读后很受感动。有感动，记忆就深；再碰到熊月之的文章，当然要读。
陈旭麓的著作是研究近代史的必读书。我有他的主要著作和他编的《近代史词典》，近年又买了一册《陈旭麓先生哀思录》。这样一本不足200页的非卖品的书，还是朋友、学生、亲属集资印刷的，联系到陈先生的命运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本简单寒酸的纪念集就更令人心酸。如果是今天，全国的大学楼高钱多，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财力为他们的教授印一本纪念集，哪用学生集资捐款！但今日大学的师生关系，恐怕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我还有一本和熊月之先生有关的、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册。自学会在旧书网买书后，早想买下册配套，但在旧书网始终没发现，看版权页，是1976年6月出版的，揣度再过三个月，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下册可能就没有出版。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