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案头新添一册泛黄的《中国文学名著导读》，封底钤着“旧书不厌百回读”的闲章。摩挲着粗糙的纸页，忽然想起新冠疫情前辽宁大学王老师赠我的那本同款书。彼时闭门深读，朱砂笔在纸页间游走，眉批上有我对曹植笔下宓妃的形象概括，旁批里藏着穿越千年与屈原对饮的醉意，夹缝中记着对陶潜东篱的羡慕，空余处有对思考题的回答与阐释，还粘贴了一些纸片，零星写下自己的思考，其中不少心得已经转化成文字并发表。谁曾想新冠疫情解封后借予某位青年，竟如黄鹤一去杳然，空余书架上那道淡淡的尘痕。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天津的一位大三学生在网上买了一本二手书（书中有我的藏书印，以及我留给借书者的电话），因有感于我的详细批注，电话联系我，希望物归原主。当时颇为心动，有种失而复得的激动，我希望以高于其购书的十倍价格“赎”回来。转念一想，一位学习理科的学生这么喜欢这本书，还是作罢。他说：“我认真读完这本书，两万多字的批注给了我很好的导航作用，从批注中，我可以断定您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作家或者是一位资深的中文教授。”我的藏书遇到知音，也算没有辜负我的研究成果。
这让我想起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自述借书之艰：“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寒冬腊月砚台结冰，抄书人呵气成霜犹不敢懈怠，唯恐误了归期。当代人或许觉得古人迂腐，却不知“计日以还”里藏着对文字的敬畏。犹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向故宫借阅《中秋帖》，特批“阅毕即还”；在国家图书馆借《容斋随笔》，按期归还时还附上读书笔记。借书如借剑，既要有借的诚意，更需有还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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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某些借书人，倒像是《庄子》里“子非鱼”的诡辩者。见我家三万藏书如见金山，开口便是：“先生坐拥书城，何惜区区几册？”这般强盗逻辑，竟还裹着道德糖衣。他们不知我四十年来访书之艰：为寻《中国书法全集》，历时十年之久，耗资近万元；一套300本的国学经典丛书，辗转全国几十个书店才收入书斋；在北京出差，到王府井买书，只留下了回家的路费。凡夫俗子更不知每册藏书皆如养士，需定期通风防蠹，梅雨季要添置芸香草，三伏天得搬动晾晒。这般苦心孤诣，岂是“藏书癖”三字可以轻慢？我忝列“全国十大读书人物”“荆楚十大藏书名家”“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光环后面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
然则，藏书终究是为了用书。昔日张元济创建涵芬楼，叶景葵营建合众图书馆，皆以“藏用相生”为旨。我的书斋常年开放，有学子来查资料，有作家来翻史料，有匠人来寻图谱，更有创业者来寻找理论支持。曾见，一位包工头借到一本建筑设计图书喜出望外；一位农家乐厨师接过我赠送的十几本菜谱，三鞠躬表达敬意，大年初一给我拜年；一位出狱不久的小伙子读到《世说新语》拍案叫绝。此时方觉书架不是囚禁文字的牢笼，而是孵化思想的温床。
暮色渐深，书橱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忽然想起那个虔诚借书的青年，真的不希望他成为以书装点门面的伪君子。我心中涌起了对那位天津书友的敬意。以书会友，何其快哉。可爱的大学生窥见文学堂奥，倒也不负当年王老师题赠时写的那句“奇文共欣赏”。
我还是想提醒天下借书人，莫忘了陶渊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上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书缘，终究要落在“相与”二字上。
来源：《阅读时代》2025年第5期
作者：杜权成（本刊特约撰稿人）
编辑：马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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