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聚恩/文
近读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国家创新政策研究的学者封凯栋的新作《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很受教益。我用“心潮迭起”作这篇读书笔记的题目，形容我的情思，也恰合该书书名。本文分为三段，分别是：雄起，兴起与潮起。
作者在过去20年间，持续关注我国工业创新发展，密切跟踪和深入研究我国乘用汽车和通信设备两个工业领域从弱小到世界领先的历程与经验，作出了他的深度思考，给出了有见地的政策建议。他没有谈中国航空工业（涉及了哈飞，但谈的是哈飞汽车，而对哈飞业务的介绍稍有瑕疵），我却是一边读一边不由自主地联想着航空，引发出学习先进经验、推动航空强国梦想成真的思潮澎湃。
（一）两大工业门类的雄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在悄然之间、于严峻国际环境下取得了重大进步。过去被诟病的“万家铺子”乘用汽车业和曾经是“七国八制”的通信设备业，竟然彻底翻身，一跃而成世界首强。令人震撼与振奋！
此书开篇就报告道：“2022年比亚迪以186万的销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99.4%），不仅超越了年销量131万辆的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超越了年销售量182万辆的一汽大众，成为中国本土市场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比亚迪（BYD，Build Your Dreams）经20余年的奋斗，终梦想成真，一举在两个赛道，夺得世界第一。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通信设备业也挺进到该领域世界前列，结束了依赖国外的局面，成为对世界通信业有重大影响、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新工业门类。
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工业发展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路。早期，市场换技术，是一种落后太远时的无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确曾起过积极作用，诸如促进面向世界、了解行业发展真实状况、熟悉和采用先进标准等。但是，那些全球头部企业，谁会把核心先进技术拱手相送，培育出自己的竞争者呢？
这本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睿智的观察，打开了“市场换技术”的黑箱，揭示了本土企业被拉入“技术换市场”陷阱后的挣扎。持久的市场换技术的结果，使得企业以致国家的科技能力被牢牢锁死在制造环节，而无法长成全产品的设计研发能力。当企业一个又一个被嵌入由西方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不仅本企业创新能力无从谈起，还弱化甚至消除了本土企业相互之间的协同与互动，这种“去组织化”甚至更为可怕。
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如芯片、AI、生物医药等，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加速、空前的扩大。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学习，虽然有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可能，但从来不会自发产生，也没有在先行者指导下顺利获取的任何一个先例。即便是经历了40多年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处处受到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威胁。
在逻辑上，说“市场换技术”行不通、建设“自主创新型企业”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正道，似乎理所当然。但这种认识常常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而这本书里那些丰富的案例与数字，以及背后蕴含人文情怀的故事，在深深打动你的同时，可以帮助你从汽车、信息装备这两个制造业冲上世界首席的成功中，建树起规律性的认识，看到中国工业全面振兴的希望所在。而我心心念念、终生为之奋斗的航空工业，更有充分的历史机遇，若能抓住，必将实现航空强国。
（二）中国工程师文化的兴起
当历史揭示出中国工业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才有光明前景时，一批先知先行的企业在卓越领导人的带领下，实现了“破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用大量实例证明，中国的“工程师文化”是创新活力得以培育和强大的主因之一。其中，有两个实例很有说服力，一个是华晨公司被从金融家主导交还到以工程师为主的领导团队，而起死回生；另一个是华为公司以国内外研发工程师总数超10万而举世闻名，且授予一线工程技术人员以决策权，压实责任，缩短决策链条，并以所实施的“员工持股”制，建立起企业“命运共同体”，确保全体员工积极性的持久发挥。
也许有人对在建设自主创新型企业中“工程师文化”的主因作用持怀疑态度，那我愿意在这里重复波音的故事、美国的故事，以作补充。2018和2019年那两起惨痛的波音737MAX空难犹未能忘，在原因分析中直指引以为荣的波音工程师文化不幸衰落。在公司治理与运行中，具有工程技术背景人员的作用持续下降，技术管理混乱，创新活动乏力，在不合理的高管人士薪酬制度的畸形激励下，公司陷入过度金融化的泥潭。
其实近年来，整个美国也是如此，陷入工科人才缺乏的危机；既缺乏足够数量的工程师，也缺少精益求精的工程师精神。遥想美国当年建国时，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发生的那次大政方针的争论，汉密尔顿强调的“工业立国”论获胜。在美国选择走工业化的道路，经历一战、二战的战争红利期后，成为世界制造业霸主，也成为经济总量、军事实力世界第一的强国。而战争红利和制造业繁荣的背后，是美国的“工程师红利”。那时，美国不仅大规模培养高层次科技工作者与工程师，还在世界范围招揽优秀人才，给他们以优渥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当时，以致一个很长时期内，工科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专业选择。
但这已成“昨日黄花”。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2020-21年间，美国高校共授出210万个学士学位。排在前10位的专业依次是：商业（391300）、卫生（268100）、社科（160800）、工程（126000）、生物与医学（131500）、心理学（126900）、计算机与信息（104874）、传播与新闻（90775）、视觉与表演（90022）和教育（89398）。工程和计算机与信息仍在前十位之中，但合计仅230874。反推，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选择这两类的仅约11%，这同美国庞大的工业需求形成巨大差距。
相关资料介绍，美国最好的理工科高校，也是盛产高水平航空航天工程师的麻省理工（MIT），其工程硕士毕业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选择航空航天工业，近1/4的毕业生选择到咨询行业工作。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只有约17%选择从事STEM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而从事金融业的则高达33%。
如今的中国，与美国有几分相仿，可谓“幸”与“不幸”并存。“幸”的是，由于学生总量大，还保有工科学生众多、“工程师红利”犹存的现象，而在过去的20几年里，在那些诸如华为的优秀企业里，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幸”则在于，今日之中国正在重演美国的景象，投身金融等虚拟经济的学子过多，全社会事实上存在对于工程师的集体矮化，这是创新型企业与国家建设之大忧。好在，这种现象的危害已被认识，正在兴起的“新工科”教育昭示矫枉返正的努力。
（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潮起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潮头，作者提出，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把汽车与信息设备业建设自主创新型企业的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工业领域。当然，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决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中全国力量，去干一件或几件事，而是“理想市场”与“国家动员”的结合物。
它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以政治性、战略性任务为牵引；第二，实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力量动员；第三，进行跨部门、跨领域、跨所有制的能力集结。可以将这“三条”视为新时代中国工业体系“再组织化”的基本原则，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强盛的关键之举。
联想到中国航空工业，特别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民机制造业，在全机级研发“市场换技术”的奢望一次次落空、在自主发展民机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以C919、ARJ21为代表的传统技术路线的民机产品领域，正奋力打造高水平自主保障能力，实现产业化。11月24日，ARJ21载运旅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衍生型发展也取得突破。
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在电动化、无人化、智能化等新领域、新赛道上，体制内外的中国航空人完全可能创造出超过西方的新业绩，诚如10月13日，广州亿航公司研发的EH216-S航空器系统喜获我国民航局（CAAC）颁发的型号合格证（TC，Type Certificate），成为世界航空史上第一款载人级、电动垂直起降、无人驾驶航空器问世那样，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产品必将接续涌现，新的应用场景必将不断被开发出来。
有志趣投身和关心中国工业创新发展的朋友们，不妨读读此书！
有志气去推进中国航空产业自主创新大发展的朋友们，定可从书中汲取信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