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从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人生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经过漫长的等待，一纸薄薄的派遣证把我打发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
那是怎样的一所小学啊!两排土墙灰瓦、低矮潮湿的教室，像僵死的虫子一样趴在村外的一个小山坡上。
从繁华的都市，到这贫穷荒凉的小村，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父亲是个没权势的农民，想那些在校读书时成绩、工作能力还不及我的同学都有了较好的出路，我感到万分委屈，而又愤愤不平。这种心态的最直接表现是对工作吊儿郎当，对学生漠不关心。
学校算上我只有三个教职员工，与土里土气、一身农民打扮的老校长相比，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女教员稍稍有点教师的模样,当年她满怀激情地从大上海奔赴到这个“广阔天地”，可现在别人都义无反顾地回城了，她却因为婚姻问题留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当地的农民，两个孩子一个在学校读小学，一个在镇上寄宿读初中。
老校长和孙老师把学校的教学希望寄予我这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新老师身上，有几次老校长欲与我谈心，我都将他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我却和孙老师很谈得来，也许是她身上还残存着城市的气息，也许是我内心那种自认为同病相怜的处境吧。
一次在与她谈心时我很唐突地问她：“当初你为什么选择留下，其实你只要……”
“说实话，我的婚姻起初是带有感恩的成份，知青大返城那会儿，远方亲人的召唤也曾让我动摇过，但要离开只有与老俞离婚，可老俞离不开我，孩子也离不开我……”
“孙老师，你现在后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摇了摇头说：“这里有我的家，还有身边这么多需要我的学生，我从未想到过后悔。包老师，只要付出了，只要心中有爱，生活会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试着爱你身边的一切，你就会少了些埋怨，起码你会减少内心许多痛苦。”
“试着去爱?”我疑惑不解。
尽管孙老师只是个不在编的代课老师，但她热爱教育工作，她教的学生在全县会考中总有出人意料的好成绩。
鬼使神差，我也学起了孙老师的一些教学方法。我在班上宣布了一条奖励办法，就是以实物形式奖励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奖品不过是些铅笔、铅笔盒还有练习簿一类的学习用品，别看这都是些小得不起眼的东西，在就读率不到70％的农村娃娃眼里却是十分珍贵的。
这次升学考试后，我决定对班上的前五名进行奖励。那天，我将所有的奖品展现在讲台上，然后公布成绩，宣布各个名次的奖品。我是这样分配奖品的：第一名是一个漂亮的铁制铅笔盒，外加十支铅笔，五本练习本；第二名是那种老式黄帆布新书包，后面的是不同数量的铅笔和练习簿。
“第一名，赵小曼。”
这是个菜色面孔、随意扎着两个小辫的女孩，在大家的掌声中，她上来领奖了。
“老师……我、我能要第二名吗?”她突然怯怯地问。
这孩子，哪有放弃第一而争第二的？
“请你说说，为什么要第二名?”
“因为，因为，我想要那个书包。”她嗫嚅着说。
“妈妈说，只要有一个书包，弟弟就能上学了。”赵小曼的理由一下子撞击到我灵魂深处，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说：“同学们，刚才老师宣布错了，第一名还要奖励一个书包。下面，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小曼同学上台领奖。”
这下赵小曼高兴了，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在她伸手接过奖品的时候，我看见这孩子眼里幸福的泪水。
